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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门是否“三世出妻”?

孔子研究院 2020-09-15 15:29:39

孔门“三世出妻”说不仅民间流传甚广,连历代许多学者都认为确有其事,无法为圣人遮掩,从而导致了人们对孔子思想的质疑。翻查有关典籍记载,此说来源无据,纯属注家疏失,被好事者夸大。实际上儒家历来对婚姻非常重视,不会轻易出妻。孔门“三世出妻”说更是子虚乌有。

 

一、孔子“出妻”说的影响

 

儒家对中国社会影响至深,而作为圣人的孔子,就理所当然的成为公众心里一颗最耀眼的“明星”。眼下,有关名人的私生活被世人热议,孔子当然也不能例外。于此,最有影响的就要算孔子“出妻”之说。

所谓“出妻”,持说者认为就是休妻、离婚。孔子离过婚在追慕者看来可不是小事,在男权主义盛行的古代社会,妇女属于从属地位,脱离家庭其生活则堪虞。因此有人认为孔子轻视妇女由来已久,孔子不讲究家庭和睦,妄为师表。后人曾辩解,“承认孔子是大教育家,但他出妻一着,不足为后世法。何况离婚的原因在孔先生,而不在孔太太!圣人仍是人,所以在某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着常人的缺失。”(《孔子离婚及其它》,台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然而也是在承认休妻的基础上进行曲解,不足为凭。

关于孔子是否真的“出妻”,历来学者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所以,有人愤慨地质疑:“假设孔子果真休妻毁家,则有何面目谈论人伦纲常”?可见,如果不弄清楚孔子是否“出妻”不仅影响到孔子个人的声誉,而且也必然危及到世人对整个儒家伦理道德说教的看法。

 

二、孔子“出妻”说的真相

 

想要弄清楚孔子“出妻”说的真实性,就必须查找到是说的出处。关于孔子休妻的说法最早来源于《礼记·檀弓上》的一段记载: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

 

郑玄注:“伯鱼,孔子子,名鲤。”期,指期服,为期一年的丧服。是说伯鱼的母亲去世一年后,伯鱼还在为母哭丧,孔子听到后责备地说这是不符合礼制的。唐代孔颖达作《礼记正义》云:“时伯鱼母出,父在,为出母亦应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犹哭,则是祥后禫前。祥外无哭,于时伯鱼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疏者肯定了此时伯鱼之母已“出”,即休妻,但伯鱼一年丧服过而尤哭,孔子于是呵斥了他。这是孔子“出妻”最早的出处了,《礼记正义》被编入到《十三经注疏》中,增强了孔颖达此说的影响力。

然而细究孔颖达此说,却知他有着严重的疏失。清代顾炎武就曾说:“伯鱼之期而犹哭,自父在为母之制当然,疏(笔者案:指孔颖达疏)以为出母者,非。”(《读礼通考》引)《仪礼·丧服》中说:“……期者,父在为母,妻,出妻之子为母。”很明显,“期”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母死,父在,为母期;第二,妻子死,丈夫为妻子期;第三,出妻之子为母期。《礼记·檀弓上》说“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显然是违背了第一种情况的丧制规定:母死,父在,为母期,过期则当除服。出母无禫,期可无哭。伯鱼丧母,期而犹哭,忘却其父孔子仍然健在。故孔子责之,伯鱼遂及时改正。孔颖达显然是由此就只联想到了“出妻之子为母期”,而忽略了“父在为母”的第一种情况。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第三种情况?为什么不是伯鱼以“出妻之子”的身份为母亲服丧?因为《仪礼·丧服》紧接着还有引文“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的记载。这里出现了两个概念:所谓“出妻”,即被休之妻;所谓“出母”,实际是生身之母。如果被休的妻子去世,他们共同的儿子如果是丈夫的继承人,即使生身母亲去世,儿子也不能为之服丧一年。孔子只有伯鱼这一个儿子,伯鱼是孔子的惟一继承人,他作为孔子之“后”没有任何问题。按照《仪礼·丧服》的规定,如果伯鱼母亲被“出”,伯鱼之母去世时,他是不能为母亲服丧的更不用说“犹哭”。赵翼《陔馀丛考》也曾驳斥孔疏道:“《疏》以为出母,此最为舛也。《礼》,父在为母服期,是期本服母终丧之候,而伯鱼犹哭,故夫子甚之也。出妻之子为母期,若为父后者,则于出母无服,是并无期之丧矣。伯鱼固为父后者也,不服于期之内反哭于期之外乎?即此可见孔氏出妻之说之妄也。”这就是说,《仪礼·丧服》的规定证明,伯鱼在母亲死后“期而犹哭”的事实,不仅不能说明伯鱼之母曾经被“出”,反而应当是孔子未曾“出妻”的强有力证据。

 

三、所谓“孔氏三世出妻”

 

通过上面论述,我们了解到孔子实际上是由世人的误解而“被离婚”。然而误会尚未烟消,孔子的后代也遭到了“被离婚”:后人所谓“孔门三世出妻”。历代学者考究其说真伪,仍没有形成定谳。例如,朱熹《朱子语类》、宋罗璧《罗氏识遗》、清袁枚《随园随笔》、近代谭嗣同《仁学》,现代人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有人肯定其事,有人则加以否定。孔氏三代竟然都遗传了“出妻”,实在令人困惑。根据审慎的研究,我们认为孔子的子、孙同样未曾“休妻”。

《礼记·檀弓上》载:

 

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能安?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生伋,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之母死而不丧”是说子上的母亲去世,但是没有举行治丧的礼仪。这就令人产生了怀疑:为何不丧?其实关键就在于子上母亲的身份,文中提到她为“出母”,《礼记·檀弓上》所说“出妻之子为父后者则为出母无服”,“出母”、“出妻”是被人们混淆的两个概念,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

“出母”就是“生母”,与“庶母”有别。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出,进也,引申为凡生长之称。”今人潘光旦先生谓“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出犹甥也,甥既由“生”得声,恐亦由“生”得义。(《潘光旦文集》第七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再如,清代学者钱泳《履园丛话》就曾经议论关于“出母”的问题。例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曰:“康公,我之自出。”钱泳说:“出之为言生也,谓生母也。”他认为,《檀弓》中的记载表明,子上之母为子思之妾,非为正妻,如此而已。他说:“《檀弓》曰‘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盖嫡母在堂,不得为三年丧耳。其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者,正其妾之谓也。必白为妾所出,而子思不令其终丧故也。……然则子上之不丧出母,生母也,非见出于父之母也,更无待辨,何疑乎子思有出妻之事,而兼疑乎伯鱼为出母之丧哉!况《檀弓》止有出母字,并无出妻字。后人因出母字而溯从前一代为出妻,亦弗思之甚。”他清醒地认识到,不仅孔子没有出妻之事实,子思也同样没有出妻。清代周安士在《安士全书》中也有相似观点。

清代学者中,辩驳孔氏出妻说最为得力的要数崔述。《洙泗考信录》卷四载:“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为伯鱼,由是遂谓孔子尝有出妻之事,伯鱼乃出妻之子,为母当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孔子能教七十子皆为贤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于大过。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悦诚服,独其妻不能率孔子之教,以自陷于大过,天下有是理乎?《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丧,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为母期,孔子既在,伯鱼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异?而解者必曲迁就之,以蕲合乎丧出母之说;然则伯鱼必何如服而后可谓其母之非出耶?《史记·孔子世家》亦无出妻之事。……且其所称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为何人,后儒过于泥古,又从而附会之,遂致孔氏顿有再世出妻,三世无母之事。伯鱼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不贤,而为圣贤者必皆不能教其妇,抑为圣贤妻者,本不至于出且嫁,而为圣贤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后美也?又按《左传》,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无几,而贤人之妻无闻焉。”

但是历来“不识字”之人可谓多矣,他们在解释“出母”一词时往往认为“出妻”、“出母”是站在不同对象对离婚妻子的称呼:“出母”是站在孩子的立场看母亲,而“出妻”则是站在丈夫的立场看妻子。这些理解上的错误,实际上就是对古籍的误读和误解所造成的。

孔子、子思都已“沉冤得雪”,那么现在的“嫌疑”就又聚焦在孔子唯一的儿子伯鱼身上。他的命运又如何?《礼记·檀弓上》记载有关子思母亲的情况如下:

 

子思之母死于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子盖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这里说道,子思的母亲死于卫国,好事者于是又联想到了其母是否是因为曾经被“出”而改嫁于卫。我们再引一段《檀弓》考之:

 

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庙,门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于孔氏之庙乎?”子思曰:“吾过矣!吾过矣!”遂哭于他室。

 

以此说为据,既然提到“庶氏之母”,就是明言这是子思的庶母,史载子思曾经有段时间居住在卫国,庶母与子思偕同到卫国也是常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庶母曾经被“出”。况且她去世之时,子思已经收徒授学,时间荏苒,如果她真的是被“出”而身份又是“庶氏之母”,子思是不可能违背礼制在孔氏庙堂之内为之恸哭。

后人还有根据《孔子家语》载孔安国序,认为孔门曾四氏出妻,实质这些都是以类相从的对文献的误读和误解所造成,通过对祖孙三代的鉴定,我们有理由确信孔氏三代未曾离婚。

 

四、所谓“孔门出妻”说

 

“鉴定”完毕祖孙三人,好事者又将孔门徒众拉入“离婚”风波。所谓孔门,一般可用于两种人群:一是指孔子家族内部,前面提到孔氏“三世”、“四世”之说都可归于“孔门”;另外一种说法相对于家族概念,指的是学术门派,如曾子、孟子者皆是。

例如,有人传“孔氏三世出妻”,孔氏指孔门,乃孔子、子思、孟子。宋人罗璧《罗氏识遗·卷四》“圣贤纲常之变”就说:“夫妇,人道之始,而仲尼、子思、孟子皆出妻。孔氏三世出妻,见《礼记》、《家语》。孟子出妻见《荀子·解蔽篇》。”

   荀子·解蔽篇》记载:“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据清人郝懿行、郭嵩焘研究,这里当作“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恶败而出妻”是据《韩诗外传》卷九的一个故事而来: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出妇。

 

孟子进门,看到妻子伸腿而坐,谓其不符礼仪,告诉孟母要休掉妻子。而孟母斥责他进门时没有出声提醒,自身违反礼制不应也因为小事而休掉妻子,孟子自责而未敢休妻。除《列女传》能找到相似的例子之外,再无其他证据能够说明孟子休妻。进一步而言,这个故事是在一个侧面突显孟母之贤,与“孟母断杼”有异曲同工之妙。

实际上在孔门弟子中真正有过“离婚”经历的只有曾子一人,《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曾明确记载:

 

参后母遇之无恩,而供养不衰。及其妻以藜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参曰:“藜,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终身不取妻。

 

曾子并没有因为后母寡恩少德而缺乏对她的供养,反而因为妻子没有将藜叶蒸熟就送给后母而休掉妻子。有人说他的妻子并没有犯“七出”之条,不应该休掉,但是曾子却坚持自己的做法,并且认为蒸藜事虽小,却彰显对父母之孝!自此和妻子离婚,旁人为曾子续娶也被曾子拒绝。

 

五、孔子的婚姻观

 

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却是应该还孔门一个清白。孔夫子对于婚姻的观点,并不像后人想象中的那样随意、轻视妇女。在《孔子家语·本命解》中孔子言道: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者,乱家子者,世有刑人子者,有恶疾子者,丧父长子者。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三不去者:谓有所取无所归,与共更三年之丧,先贫贱后富贵。凡此,圣人所以顺男女之际,重婚姻之始也。

 

从娶妻的五处要求就可以看出,孔子对婚姻的审慎。所谓七出,也就是离婚的前提,《大戴礼记·本命》有很好的解释:“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在古人的观念中,这些行为都可作为离婚的单方面条件,女方不得有异议。我们应该看到,孔子所说的既有其时代的合理性,又有为今天所认为不合理的元素,我们不能以现代眼光苛责古人。

婚姻历来被儒家所重视,孔子认为婚姻问题,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从天道自然,人道顺天,阴阳两和的角度阐释婚姻,将婚姻和国家的政治以及社会的发展相连,绝对不会轻视妇女,随意休妻,尤其是孔子在后面着重说到的“三不去”:女方已经无娘家可归;与丈夫共同受过孝丧;与丈夫共患难而后富贵。这三点完全是在保护妇女的权益,充满浓厚的人情味。在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必敬”,妻子,是“亲之主也”。将“三不去”和和“七出”之条相互对看,二者互相印证,我们戴着“偏光镜”,只着重强调了妇女如何备受欺压,偏废一方,有失全面。

世人多根据《论语》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句,臆测孔子不重视女性,实际上,孔子说这句话有着很深的意味,首先他将“女子”作为一个集合和独立的概念,首先提出;再次,《说文解字》中训“养”为“保”,正好《尚书》周公多次提到“敬德保民”相对应。这恰好说明了,以儒家为代表的孔夫子继承了文武周公惜民爱民的思想,并将这一思想深化到妇女的身上,可谓开重视妇女群体之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六、结 语

 

在不少人心目中,孔子儒家似乎都不重视妇女或妻子,其实,儒家重礼,绝不意味着他们不重视婚姻家庭,恰恰相反,正因他们注重“齐家”,所以更重视家庭和睦,更重视“妇人之德”。但是,儒家重视“妇德”,并非意味着他们“随意休妻”,事实上,无论孔子家族还是孔门儒者,他们并没动辄“出妻”。他们有的虽为“圣人”,但当然不会不食人间烟火,自然也有七情六欲。但事实总归是事实,我们要做的应该是探究历史的真相,既不因圣门的光环而曲意回护,也不能曲解历史的真实,只有这样实事求是的叙述,才是对他们的真正敬重。

通过探究,我们知道,不仅所谓孔子“出妻”子虚乌有,就连孔氏数代也都没有所谓“出妻”的事实。今日依据古人对《礼记》所言之误解,在批判儒家的同时,表示对孔子三世的不齿,并以之作为儒家假道学的旁证,不仅与史籍记载无征,而且是大错特错了。细究所以致误的原因,根本的还在于长期以来无端怀疑《仪礼》等典籍,严重后置许多相关古书的成书年代,从而影响了对许多相关问题的正确理解。

 

【参考文献】:

1.杨朝明:《孔子“出妻”说及其相关问题》,《齐鲁学刊》,2009年第2期。

2.武陵溪:《孔子离婚及其它》,台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

3.潘乃穆编:《潘光旦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4.顾颉刚编:《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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