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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书》白话:修身/持家/治国奇书,治世天书,张良凭此书助刘邦定江山

2020-10-29 16:22:22国学白话文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存。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素书》相传为秦末黄石公作。民间视为奇书、天书。《素书》以道家思想为宗旨,集儒、法、兵的思想发挥道的作用及功能,同时以道、德、仁、义、礼为立身治国的根本、揆度宇宙万物自然运化的理数,以此认识事物,对应事物、处理事物的智能之作。传说黄石公三试张良,而后把此书授予张良。张良凭借此书,助刘邦定江山。

 

素书相传为秦末黄石公作,民间视为奇书、天书。它虽提出"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但仍以道家的"本德宗道"为主,辅以儒家的仁、义、礼,是一部审视历史、增广智慧的道家著作。

 

《素书》以道家思想为宗旨发挥道的作用及功能,同时以道、德、仁、义、礼为立身治国的根本、揆度宇宙万物自然运化的理数,以此认识事物,对应事物、处理事物的智能之作。传说黄石公三试张良,而后把此书授予张良。张良凭借此书,助刘邦定江山。

 

《素书》,另名《钤经》,又名《玉钤经》,是一部类似“语录”体的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宋史·艺文志》载:“宋代有黄石公《素书》一卷。”全书一百三十二句,共六章:原始、五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和安礼。

 

张良从黄石公所受之《太公兵法》实为《素书》。张商英在《素书》序中写道:“黄石公《素书》六篇。按前汉《列传》,黄石公圯桥所授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即《太公兵法》)为是,盖传之者误也。

 

晋乱,盗发子房(张良字)冢。于玉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

 

圯桥授书

有一个典故大概大家都知道,黄石公故意把鞋子弄到桥下,张良毕恭毕敬的为老人拾鞋穿鞋,后来老人又几次考验张良,张良终于通过了考验,于是黄石公就把自己的一本书传授给了张良,这部书的名字应该叫做《素书》。

 

张良却没有把这部书传给后人,而是将书埋进了自己的坟墓。张良死后大约五百年,盗墓人从张良墓里偷了这本书,才在汉族民间流传开来。这段故事记载于宋朝人张商英为《素书》写的序里。张良用这部书里的知识帮助刘邦取得了天下。此典故正式名曰“圯桥授书”。《素书》原序引

 

据《仙传抬遗》记载,张良曾遇黄石公授书,读后便能应机权变,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张良还以此修之于身,能炼气绝粒,轻身羽化。与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后解形于世,葬龙首原。赤眉军起义,有人发现了他的墓穴,只看见了黄石枕,化而飞去,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

 

相传张良登仙后,位为太玄童子,常从太上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八世孙张道陵亦得道。又据《巢县志》记载,巢县白云山有子房洞。相传为张良辟谷隐修之地,后人置祠,岁奉香火。又陈县(今河南开封东南)天授观为奉祠之所,宋政和(11111118年)间封为“凌虚真人”。

 

素书全文译文

道、德、仁、义、礼五者,本为一体,不可分离。道,是一种自然规律,人人都在遵循著自然规律,自己却意识不到这一点,自然界万事万物亦是如此。德、即是获得,依德而行,可使一己的欲求得到满足,自然界万事万物也是如此。仁、是人所独具的仁慈、爱人的心理,人能关心、同情人,各种善良的愿望和行动就会产生。

 

义、是人所认为符合某种道德观念的行为,人们根据义的原则奖善惩恶,以建立功业。礼、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

 

  人人必须遵循礼的规范,兢兢业业,夙兴夜寐,按照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所排列的顺序行事。这五个条目是做人的根本,缺一不可的。

 

  贤明能干的人物,品德高尚的君子,都能看清国家兴盛、衰弱、存亡的道理,通晓事业成败的规律,明白社会政治修明与纷乱的形势,懂得隐退仕进的原则。因此,当条件不适宜之时,都能默守正道,甘于隐伏,等待时机的到来。

 

  一旦时机到来而有所行动,常能建功立业位极人臣。如果所遇非时,也不过是淡泊以终而已。也就因此,像这样的人物常能树立极为崇高的典范,名重于后世呵!

 

正道

品德高尚,则可使远方之人前来归顺。诚实不欺,可以统一不同的意见。道理充分可以得到部下群众的拥戴。才识杰出,可以借鉴历史。聪明睿智可以知众而容众。这样的人,可以称他为人中之俊。

 

  行为端正,可以为人表率。足智多谋,可以解决疑难问题。天无信,四时失序,人无信,行止不立。如果能忠诚守信,这是立身成名之本。君子寡言,言而有信,一言议定,再不肯改议、失约。是故讲究信用,可以守约而无悔。廉洁公正,且疏财仗义。这样的人,可以称他为人中之豪。

 

  见嫌而不苟免,克尽职守,而无所废弛;恪守信义,而不稍加改变;受到嫌疑,而能居义而不反顾;利字当头,懂得不悖理苟得。这样的人,可以称为人中之杰。

 

求人之志

杜绝不良的嗜好,禁止非分的欲望,这样可以免除各种牵累;抑制不合理的行为,减少邪恶的行径,这样可以避免过失;谢绝酒色侵扰,这样可以不受玷污;

 

  回避嫌疑,远离惑乱,这样可以不出错误。广泛地学习,仔细地提出各种问题,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行为高尚,辞锋不露,这样可以修养身心、陶冶性情。

 

  肃敬、节俭、谦逊、简约,这样可以守身不辱;深谋远虑,这样可以不至于困危;亲近仁义之士,结交正直之人,这样可以在逆境中得到帮助。

 

  为人尽量宽容,行为敦厚,这是待人处世之道。任才使能,使人人能尽其才,这是用人成事之要领;抑制邪恶,斥退谗佞之徒,这样可以防止动乱。

 

  推求往古,验证当今,这样可以不受迷惑;了解事态,心中有数,这样可以应付仓卒事变;采用灵活手法,施展权变之术,这样可以解开纠结。

 

  心中有数,闭口不言,凡事能顺从时机,这样可以远离怨恼没有过错;坚定不移,正直刚强,这样才能建功立业;勤勉惕励;心地善良,这样才能善始善终。

 

本德宗道

欲始志向坚定,笃实力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深思多谋;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安于忍辱;最优先的要务,莫过于进德修业;最快乐的态度,莫过于乐于好善;最神奇的效验,莫过于用心至诚;最高明的做法,莫过于明察秋毫;最吉祥的想法,莫过于安分知足;最痛苦的缺点,莫过于欲求太多;

 

最悲哀的情形,莫过于心神离散;最麻烦的病态,莫过于反覆无常;最无聊的妄念,莫过于不劳而获;最愚昧的观念,莫过于贪婪卑鄙;最孤独的念头,莫过于目空一切;最危险的举措,莫过于任人而疑;最失败的行径;莫过于自私自利。

 

道义

在部下面前显示高明,一定会遭到愚弄。有过错而不能自知,一定会受到蒙蔽。走入迷途而不知返回正道,一定是神志惑乱。因为语言招致怨恨,一定会有祸患。思想与政令矛盾,一定会坏事。政令前后不一,一定会失败。

 

  发怒却无人畏惧,一定会受到侵犯。喜欢当众侮辱别人,一定会有灾难。对手下的大将罚之过当,一定会有危险。怠慢应受尊重的人,一定会招致不幸。表面上关系密切,实际上心怀异志的,一定会陷于孤独。亲近谗慝,远离忠良,一定会灭亡。

 

  亲近女色,疏远贤人,必是昏瞆目盲。女子干涉大政,一定会有动乱。随便将官职到处乱送,政治就会出现乱相。欺凌下属而获得胜利的,自己也一定会受到下属的侵犯。所享受的名声超过自己的实际才能,即使耗尽精力也治理不好事务。

 

  对自己马虎,对别人求全责备的,无法处理事务。对自己宽厚,对别人刻薄的,一定被众人遗弃。因为小过失便取消别人的功劳的,一定会大失人心。部下纷纷有离异之心,必定沦亡。既然用了人却不给予信任,必定导致关系疏远。

 

  论功行赏时吝啬小气,形于颜色,必定使人感到沮丧。承诺多,兑现少,必招致怨恨。起初竭诚欢迎,末了又拒于门外,一定会恩断义绝。给予别人很少,却希望得到厚报的,一定会大失所望。富贵之后就忘却贫贱时候的情状,一定不会长久。

 

  念及别人旧恶,忘记其所立新功的,一定遭来大凶。任用邪恶之徒,一定会有危险。勉强用人,一定留不住人。用人无法摆脱人情纠结,政事必越理越乱。失去自己的优势,力量必然削弱。处理问题、制定决策时向不仁之人问计,必有危险。

 

  秘密的计划泄露出去,一定会失败。横征暴敛、薄施寡恩,一定会衰落。奋勇征战的将士生活贫穷,鼓舌摇唇的游士安享富贵,国势一定会衰落。贿赂府政官员的事到处可见,政治必定十分昏暗。

 

  知道别人的优点长处却不重视,对别人的缺点错误反而耿耿于怀的,则是作风粗暴。使用的人不堪信任,信任的人又不能胜任其职,这样的政治一定很混浊。依靠道德的力量来治理人民,人民就会团结;若一味地依靠刑法来维持统治,则人民将离散而去。

 

  小的功劳不奖赏,便不会建立大功劳;小的怨恨不宽赦,大的怨恨便会产生。奖赏不能服人,处罚不能让人甘心,必定引起叛乱;赏及无功之人,罚及无罪之人,就是所谓的残酷。

 

  听到谗佞之言就十分高兴,听到忠谏之言便心生怨恨,一定灭亡。藏富于民,以百姓的富有作为本身的富有,这样才会安定;欲壑难填,总是贪求别人所有的,必然残民以逞。

 

安礼

怨恨产生于不肯赦免小的过失;祸患产生于事前未作仔细的谋画;幸福在于积善累德;灾难在于多行不义。轻视农业,必招致饥馑;惰于蚕桑,必挨冷受冻。得人必安定,失士则危险。

 

招来远客就富裕,荒废农时就贫穷。上位者反覆无常,言行不一,部属必生猜疑之心,以求自保。对上官轻视怠慢,必定获罪;对下属侮辱傲慢,必定失去亲附。近幸左右之臣不受尊重,关系疏远之臣必不安其位。

 

自己怀疑自己,则不会信任别人;自己相信自己,则不会怀疑别人。邪恶之士决无正直的朋友;邪僻的上司必没有公正刚直的部下。行将灭亡的国家,决不会有贤人辅政;陷于混乱的政治,决不会有善人参与。

 

爱人深者,一定急于求贤才,乐得于贤才者,待人一定丰厚。国家即将称霸,人才都会聚集来归;邦国即将败亡,贤者先行隐避。

 

  土地贫瘠,大物不产;水浅之处,大鱼不游;秃树之上,大禽不栖;疏林之中,大兽不居。山势过于陡峭,则容易崩塌;沼泽蓄水过满,则会漫溢出来。弃玉抱石者目光如盲,羊质虎皮者虚于矫饰。

 

  拿衣服时不提领子,势必把衣服拿倒。走路不看地面的一定会跌倒。房屋梁柱软弱,屋子会倒塌;才力不足的人掌政,国家会倾覆。

 

  脚下受寒,心肺受损;人心怀恨,国家受伤。大山将要崩塌,土质会先毁坏;国家将要衰亡,人民先受损害。树根干枯,枝条就会腐朽;人民困窘,国家将受伤害。与倾覆的车子走同一轨道的车,也会倾覆;与灭亡的国家做相同的事,也会灭亡。

 

  见到已发生的事情,应警惕还将发生类似的事情;预见险恶的人事,应事先回避。害怕危险,常能得安全;害怕灭亡,反而能生存。人的所作所为,符合行事之道则吉祥,不符合行事之道则凶险。吉祥的人,各种各样的好处都到他那里;不吉祥的人,各种各样的恶运灾祸都向他袭来。

 

这并不是什么奥妙的事,而是自然之理。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同忧,同恶相党,同爱同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似,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窥,同巧相胜。

 

以上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凡人类有所举措,均应遵守这些规律,不可与理相抗。把自己放在一边,单纯去教育别人,别人就不接受他的大道理;如果严格要求自己,进而去感化别人,别人就会顺服。

 

违反常理,部属则难以顺从;合乎常理,则办事容易。部属难以顺从,则容易产生动乱;办事容易,则能得到畅通的治理。

 

以上所述的各项事理,用在修身、持家、治国,均会获得丰硕的效果。

 

素书古文原文

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

道者,人之所蹈,使万物不知其所由。

德者,人之所得,使万物各得其所欲。

仁者,人之所亲,有慈慧恻隐之心,以遂其生存。(生存一作:生成)

义者,人之所宜,赏善罚恶,以立功立事。

礼者,人之所履,夙兴夜寐,以成人伦之序。

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

 

  贤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数,审乎治乱之势,达乎去就之理。故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极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是以其道足高,而名重于后代。

 

德足以怀远,信足以一异,义足以得众,才足以鉴古,明足以照下,此人之俊也。行足以为仪表,智足以决嫌疑,信可以使守约,廉可以使分财,此人之豪也。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见嫌而不苟免,见利而不苟得,此人之杰也。

 

绝嗜禁欲,所以除累。抑非损恶,所以让过。贬酒阙色,所以无污。避嫌远疑,所以不误。博学切问,所以广知。高行微言,所以修身。恭俭谦约,所以自守。深计远虑,所以不穷。亲仁友直,所以扶颠。近恕笃行,所以接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殚恶斥谗,所以止乱。(殚恶一作:瘅恶)

 

  推古验今,所以不惑。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括囊顺会,所以无咎。橛橛梗梗,所以立功。孜孜淑淑,所以保终。

 

夫志,心独行之术。长没长于博谋,安没安于忍辱,先没先于修德,乐没乐于好善,神没神于至诚,明没明于体物,吉没吉于知足,苦没苦于多愿,悲没悲于精散,病没病于无常,短没短于苟得,幽没幽于贪鄙,孤没孤于自恃,危没危于任疑,败没败于多私。

 

 

以明示下者暗,有过不知者蔽,迷而不返者惑,以言取怨者祸,令与心乖者废,后令缪前者毁,怒而无威者犯,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慢其所敬者凶,貌合心离者孤,亲谗远忠者亡,近色远贤者昏,女谒公行者乱,私人以官者浮,凌下取胜者侵,名不胜实者耗。 

 

略己而责人者不治,自厚而薄人者弃废。以过弃功者损,群下外异者沦,既用不任者疏,行赏吝色者沮,多许少与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报,贵而忘贱者不久。

 

念旧而弃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为人择官者乱,失其所强者弱,决策于不仁者险,阴计外泄者败,厚敛薄施者凋。战士贫,游士富者衰;货赂公行者昧;闻善忽略,记过不忘者暴;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浊。牧人以德者集,绳人以刑者散。

 

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赏不服人,罚不甘心者叛。赏及无功,罚及无罪者酷。听谗而美,闻谏而仇者亡。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怨在不舍小过,患在不预定谋。福在积善,祸在积恶。

 

  饥在贱农,寒在堕织。安在得人,危在失事。富在迎来,贫在弃时。上无常操,下多疑心。轻上生罪,侮下无亲。近臣不重,远臣轻之。自疑不信人,自信不疑人。枉士无正友,曲上无直下。危国无贤人,乱政无善人。爱人深者求贤急,乐得贤者养人厚。

 

  国将霸者士皆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地薄者大物不产,水浅者大鱼不游,树秃者大禽不栖,林疏者大兽不居。山峭者崩,泽满者溢。弃玉取石者盲,羊质虎皮者柔。衣不举领者倒,走不视地者颠。柱弱者屋坏,辅弱者国倾。

 

  足寒伤心,人怨伤国。山将崩者下先隳,国将衰者人先弊。根枯枝朽,人困国残。与覆车同轨者倾,与亡国同事者灭。见已生者慎将生,恶其迹者须避之。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夫人之所行,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

 

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务善策者无恶事,无远虑者有近忧。同志相得,同仁相忧,同恶相党,同爱相求,同美相妒,同智相谋,同贵相害,同利相忌,同声相应,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同道相成,同艺相规,同巧相胜:此乃数之所得,不可与理违。释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难从,顺者易行,难从则乱,易行则理。

 

如此理身、理国、理家,可也!

 

黄石公赠素书,张良悟彻素书助刘邦得天下:

黄石公 (秦汉时隐士)约前292-195年,秦汉时隐士,别称圯上老人、下邳神人,后被道教纳入神谱。《史记·留侯世家》称其避秦世之乱,隐居东海下邳。

 

其时张良因谋刺秦始皇不果,亡匿下邳。于下邳桥上遇到黄石公。黄石公三试张良后,授与《太公兵法》,临别时有言:“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公即我矣。”张良后来以黄石公所授兵书助汉高祖刘邦夺得天下,并于十三年后,在济北谷城下找到了黄石,取而葆祠之。后世流传有黄石公《素书》和《黄石公三略》。

 

张良得“天书”,“天书”是黄石公所赠。这段故事在邳县流传最广,大人、小孩都会讲,可是要问起黄石公的姓名和身份就很少有人知道了。

 

据传,黄石公是秦始皇父亲的重臣,姓魏名辙。始皇父亲庄襄王死后,轮到秦始皇坐朝当政,他独断专行,推行暴政,忠言逆耳,听不进忠臣元老的意见;魏辙便挂冠归隐,策马离开朝廷。

 

秦始皇听说魏辙走了,想想一来自己还年轻,虽已登基,但立足未稳,身边需要人辅佐;二来魏辙是先皇老臣,如若走了会让天下人笑话自己无容人之量。于是就带亲信人马追魏辙到骊山脚下,用好言好语千方百计挽留,魏辙决心已定,一个劲不愿回去。后来,他就隐居在邳州西北黄山北麓的黄华洞中,因人们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就称他为黄石公。

 

黄石公把书写好后,他就四处寻找合适人物,目的是委托重任,以实现他为国效力的意愿。一日,黄石公在圯上(圯,即桥)与张良相遇,便以拾鞋(即古书上说的纳履)方式试张良,看到张良能屈人所不能屈,忍人所不能忍,知道他胸怀开阔,将来必有一番抱负,绝非是人下之小人,遂以《素书》相赠。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黄石公,是下邳人。遇上秦时候的战乱,自已隐姓埋名,当时的人没有知道他的。起初张良改名换姓,藏在下邳,在沂水的桥上去散步游逛时,遇到一位老人,还没有互相拜见,黄石公故意把鞋抛到桥下,看着张良说:“小子,下去把鞋取上来!”

 

张良预先不知道是诈,有些愕然想揍他;因为见他年岁大了,才强忍怒火,下了桥,给他把鞋取上来。于是就跪着给他穿上。那位老人伸出脚来,让张良把鞋穿好,笑着走了。

 

张良感到很惊诧。他大约走出一里远,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年轻人倒是可以教育的!五天后的清晨,你在这里和我会面。”张良更觉得奇怪,又跪下说:“是。”

 

五天后的早晨,张良去了约定的地方,黄石公生气的说:“你与老人约定,为什么后来?”再五天后的早晨约定,张良天不亮就去了,黄石公又早在那里了,又生气的说:“为什么晚来?”

 

又五天的早晨的约定,张良半夜就去了。过了一会,黄石公也来了,高兴的说:“孺子可教也!”于是拿出一本编书给张良,说:“你回去读他,就可以做帝王的老师了。十三年之后,你见到的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了。”于是离去,看不见了。

 

张良天亮翻开书一看竟然是《太公兵法》。张良认为这事很神异,于是把自己的学说四处游说,他们都不采纳。后来与沛公在陈留相遇,沛公采纳他的话,最终有了功业。十三年后,跟随高祖退到济北谷城山下,得到一块黄石,张良于是像对宝贝似的建祠供奉起来。一直到张良死,将他与石头一起埋葬了。

 

《素书》这本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言,分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道、宗道、遵义、安礼六篇。书中语言明贵,字字精当,张良爱不释手,秉烛细读,大悟大彻,心领神会,没多少天,便把一本《素书》从头到尾背得滚瓜烂熟。

 

后来,张良做了刘邦的谋士,佐高祖定天下、兴汉邦,大部分运用《素书》中的知识。久而久之,这段故事越传越神,《素书》也就被后来人说成了“天书”。

 

张良(约前250—前186年),字子房,颍川城父人,秦末汉初杰出的谋士、大臣,与韩信、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张良的祖父、父亲等先辈在韩国的首都阳翟(今河南禹州)任过五代韩王之相。

 

张良曾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后又以出色的智谋,协助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夺得天下,帮助吕后扶持刘盈登上太子之位,被封为留侯。

 

张良精通黄老之道,不留恋权位,晚年据说跟随赤松子云游。张良去世后,谥为文成侯。《史记·留侯世家》专门记载了张良的生平。汉高祖刘邦在洛阳南宫评价他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表现出张良的机智谋划、文韬武略。后世敬其谋略出众,称其为“谋圣”。

 

圯上受书

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张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韩国的灭亡,使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故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反秦。

 

张良到东方拜见仓海君,共同制定谋杀行动计划。他弟死不葬,散尽家资,找到一个大力士,为他打制一只重达120斤的大铁锤(约合60公斤),然后差人打探秦始皇东巡行踪。按照君臣车辇规定,天子六驾,即秦始皇所乘车辇由六匹马拉车,其他大臣四匹马拉车,刺杀目标是六驾马车。

 

218年(秦始皇二十九年),秦始皇东巡,张良很快得知,秦始皇的巡游车队即将到达阳武县(现原阳县的东半部),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埋伏在到阳武县的必经之地——古博浪沙。

 

不多时,远远看到三十六辆车队由西边向博浪沙处行走过来,前面鸣锣开道,紧跟着是马队清场,黑色旌旗仪仗队走在最前面,车队两边,大小官员前呼后拥。见此情景,张良与大力士确定是秦始皇的车队到达。但所有车辇全为四驾,分不清哪一辆是秦始皇的座驾,只看到车队最中间的那辆车最豪华。

 

于是张良指挥大力士向该车击去。120斤的大铁锤一下将乘车者击毙倒地。张良趁乱钻入芦苇丛中,逃离现场(力士是否逃生则没有任何记载)。然而,被大力士击中的只是副车,秦始皇因多次遇刺,早有预防准备,所有车辇全部四驾,时常换乘座驾,张良自然很难判断哪辆车中是秦始皇。

 

秦始皇幸免于难,但秦始皇对此事十分恼怒,下令全国缉捕刺客,但因无从查起,使张良得以“逍遥法外”,后来不了了之。古博浪沙张良刺秦从此闻名遐迩。

 

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头,遇一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走到张良的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违心地替他取了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

 

此时的张良真想挥拳揍他,但因他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因而强压怒火,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

 

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五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

 

五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谁知老人故意提前来到桥上,此刻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忿忿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五日后再来!”说罢离去。结果第二次张良再次晚老人一步。

 

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候。他经受住了考验,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老者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十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十三年后济北谷城山下的黄石便是老夫。”说罢,扬长而去。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圮上老人”。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时分,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209年(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后因自感身单势孤,难以立足,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两人相见如故,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多能领悟,并常常采纳张良的谋略。于是,张良果断地改变了投奔景驹的主意,决定跟从刘邦。

 

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这次不期而遇,张良“转舵”明主,反映了他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从此,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发挥。

 

佐策入关

208年(秦二世二年)六月,项梁、项羽叔侄所率领的队伍已发展壮大到六七万人,并拥立楚怀王之孙熊心为王,集各路义军首领于薛城(今山东省滕州市东南)共商大事。张良不忘复兴韩国,忙对项梁提议道:“君既已立楚王为后人,而韩王诸公子中的横阳君成最贤,可立为王,借以多树党羽。”

 

早在下邳之际,张、项之间便有旧谊,因而项梁一口应承。于是,他命人找到韩王成,立为韩王,并以张良为司徒(相当于丞相)。张良“复韩”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复家”的政治夙愿也得以实现,因而竭尽全力扶持韩王成,挥师收复韩地(指战国时韩国地盘),游兵于颍川附近,时而攻取数城,时而又被秦兵夺回,迟迟未能开创大局面。


年底,楚怀王命刘邦、项羽分兵伐秦,并约定:谁先入关进咸阳,谁便可以立而为王。刘邦取道颍川、南阳,打算从武关进入关中。前207年(秦二世三年)七月,刘邦率兵攻占颍川。韩王和张良便与刘邦会合了。

 

刘邦请韩王留守阳翟(韩故都,今河南禹州市),而让张良随军南下。九月,军队抵达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南阳郡守奇退入宛城(河南南阳)固守。刘邦灭秦心切,见宛城一时难以攻取,打算绕过宛城继续西进。张良认为不妥,劝道:“您虽然急于进关,但这一路上秦兵还很多,而且都扼据着险要的地势。现在不拿下宛城,一旦宛城的秦兵从后面追杀过来,那时,强秦在前,追兵在后,就很危险了。”

 

刘邦采纳了他的建议,立即更换旗帜,率兵乘夜间抄小路悄悄返回。拂晓时分,刘邦的军队已把宛城重重围住。接着,刘邦又采纳了陈恢的意见,以攻心之术,招抚南阳太守,赦免全城吏民,兵不血刃地轻取了宛城。解除了刘邦西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兵威大振,南阳郡的其它城池见太守已降,纷纷起而效之,望风而降。

 

随后,刘邦率军抵达峣关(今陕西商州西北)。峣关是古代南阳与关中的交通要隘,易守难攻,是通往秦都咸阳的咽喉要塞,也是拱卫咸阳的最后一道关隘,秦有重兵扼守此地。刘邦赶到关前,想要亲率所部两万余众,强行攻取。张良劝谏道:“目前秦守关的兵力还很强大,不可轻举妄动。”

 

刘邦惟恐项羽大军先入关中,因而心急如焚,忙向张良问计。张良向刘邦献了一个智取的妙计。他说:“我听说峣关的守将是个屠夫的儿子,这种市侩小人,只要用点财币就可以打动他的心了。您可以派先遣部队,预备5万人的粮饷,并在四周山间上增设大量军队的旗号,虚张声势,作为疑兵。然后再派郦食其多带珍宝财物去劝诱秦将,事情就可能成功了。”

 

刘邦依计而行,峣关守将果然献关投降,并表示愿意和刘邦联合进攻咸阳。刘邦大喜,张良却认为不可。他冷静地分析道:“这只不过是峣关的守将想叛秦,他部下的士卒未必服从。如果士卒不从,后果将不堪设想。不如乘秦兵懈怠之机消灭他们。”

 

于是,刘邦率兵向峣关突然发起攻击,结果秦军大败,弃关退守蓝田(今陕西蓝田县西)。刘邦乘胜追击,引兵绕过峣关,穿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然后,大军继续西进,于公元前207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汉初未改)抵达霸上(今西安市东25里)。

 

这时,秦二世已被赵高杀死,仅仅做了46天秦王的子婴眼见义军兵临城下,大势已去,只好以绳系颈,乘素车白马,捧着御玺符节,开城出降。至此,雄霸四方、威振海内的大秦帝国灭亡了。

 

刘邦从奉楚怀王之命西进,到进人关中,迫使子婴投降,历时仅一年,由于他采纳了张良的计谋,保证了军事上的顺利进展,从而赢得了时间,终于比项羽抢先一步进入关中。

斗智鸿门张良辞朝

刘邦大军进入咸阳,看到那豪华的宫殿、美貌的宫女和珍宝异藏,使许多人忘乎所以,以为可以尽享天下。连刘邦也情不自禁,想留居宫中,安享富贵。武将樊哙冒死犯颜强谏,直斥刘邦“要做富家翁”。然而,刘邦根本不予理睬。

 

部下的一些贤达志士对此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张良向刘邦分析利害,劝道:“秦王多做不义的事,所以您才能推翻他而进入咸阳。既然您已经为天下人铲除了祸害,就应该布衣素食,以示节俭。大军刚入秦地,您就沉溺在享乐中,这就是所谓助桀为虐了。常言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愿沛公听从樊哙等人的话。”

 

张良语气平和,但软中有硬,尤其是话中对古今成败的揭示以及“无道秦”、“助桀为虐”等苛刻字眼,隐隐地刺疼了刘邦近乎沉醉的心。这种紧打慢唱的手法,果然奏效。刘邦愉快地接受了这卓有远见的规劝,下令封存秦朝宫宝、府库、财物,还军霸上整治军队,以待项羽等路起义军。

 

在此期间,刘邦还采纳张良建议,召集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通告四方:“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安诸如故。凡吾所以来,非有所侵暴,勿恐。”

 

另外,还派人与秦吏一起巡行各地,晓谕此意。结果,博得了秦民的一致拥戴,争先恐后用牛羊酒食慰劳军士。刘邦见状,又命令军士不要接受,传出话去:“军中粮食充足,不要劳民破费了。”

 

秦地百姓听罢此言,越发高兴,惟恐刘邦不为秦地之王。刘邦采纳张良的建议,采取的这一系列安民措施,争得了民心,为他日后经营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与项羽争雄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

 

206年(汉高祖元年)二月,项羽率诸侯兵抵达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刘邦命令守军紧闭关门,阻止诸侯兵进关。项羽得知刘邦已攻下咸阳,十分恼怒,正赶上刘邦部下曹无伤密告项羽,说:“沛公要在关中称王。”项羽立即命令英布督军强攻。同年十二月,项羽大军攻破函谷关,进驻新丰、鸿门(今陕西临潼东北),要与刘邦决一死战。

 

幸亏项羽的叔父项伯与张良曾有旧交。在项羽大军决定进攻刘邦的前夜,项伯悄悄骑马来到刘邦军中私见张良,把消息告诉了张良,并邀他一同潜逃。张良说:“我奉韩王之命,送沛公入关,而今沛公身处危难之中,我悄悄逃走,是不合道义的。我必须去向他辞行再走。”

 

随即,张良来到刘邦的营帐中,把项伯所说的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邦。刘邦大惊失色,忙问张良:“这可怎么办?”张良没有直接回答,反问刘邦:“您估计我们的军队能抵挡住项羽的进攻吗?”刘邦有气无力地说:“确实不能。可是事已至此,又怎么办呢?”

 

张良一想,当务之急是打消项羽对刘邦的疑虑,使他放弃进攻刘邦的计划。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项伯是个关键人物。审时度势,张良给刘邦出了个釜底抽薪的主意:“请您去告诉项伯,说您不敢背叛项王。”刘邦问:“项伯和你,谁的年龄大?”张良说:“项伯长我几岁。”

 

于是,刘邦对张良说:“你替我把项伯请进来,我要像对待兄长一样对待他。”张良出去,再三邀请项伯入帐见刘邦。项伯进帐后,刘邦亲自为项伯斟酒祝寿,并结为了儿女亲家。

 

当项伯酒酣耳热之时,刘邦委屈地说:“我入关以后,秋毫无犯,吏民都造册入籍,府库财产严加封存,专门等待项将军来接收。之所以派将士把守函谷关,是为宁防备其他盗贼窜入,并防备有非常的变故发生。我守在这里,日夜盼望项将军到来,怎么敢反叛呢?请您千万向项将军转达我的心意,我决不敢背弃将军的大德。”

 

一席话,说得项伯信以为真,便交代刘邦:“明天一定要早一点亲自来向项羽谢罪。”项伯连夜驰回鸿门,把刘邦的话都转告给了项羽,并百般疏通,使原已剑拔弩张的局势有所缓解。

 

刘邦明知此去如虎口做客,危机四伏,但又不能不去,真是前后为难。张良知己知彼,精辟地向刘邦分析了项羽其人,决心深入虎穴,谨慎而灵活地保护刘邦的安全。

 

第二天,刘邦仅带着张良、樊哙和百余名从骑来到楚营。刘邦一见项羽,忙上前说道:“臣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不料我侥幸先入关破秦,得以在此复见将军。今有小人进谗,致使将军与我结怨。”

 

项羽见刘邦只带百余从骑前来赴宴,而且一副谦恭委屈的样子,不禁动了“妇人之仁”,脱口说道:“这都是沛公的左司马曹无伤告诉我的。说你要在关中称王,令子婴为相。不然,我何至于如此。”

 

刘邦先入为主,努力从精神上压倒对方,项羽自知刘邦依楚王约,先行入关并无非份之处,自己对刘邦如此这般倒有违约之嫌,顿觉有些理屈词穷。

 

项羽款留刘邦会饮。席间,项羽的谋臣范增屡次举目示意项羽,又再三举起所佩玉块,暗示他速下决断,杀死刘邦。项羽犹豫不决,默然不应。范增只好又从帐外召来勇士项庄,授意他舞剑助兴,伺机杀掉刘邦。项伯看出破绽,拔剑对舞,时时用自己的身体护住刘邦。

 

  张良一看情况不妙,赶快起身出帐去找樊哙,命其速去护驾。樊哙二话没说,持剑拥盾闯入军门,直奔帐下,两眼怒视项羽,头发上指,大有万夫不挡之勇。

 

项羽不禁骇然,忙问:“这是什么人?”张良答道:“是沛公的随从卫士樊哙。”项羽说:“一条好汉,赏给他酒!”左右的侍从捧上一大杯酒,樊哙站着一饮而尽。再劝再饮,并借题发挥地数落项羽道:“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

 

接着,便厉声陈述刘邦的劳苦功高和忠义,指斥项羽疑心太重。项羽一时竟被他慷慨激昂的言辞所震慑,无言以对,只是招呼樊哙说:“坐!”樊哙乘势坐在张良身边。过了一会儿,刘邦见情势已渐好转,便借口入厕,招呼樊哙出帐,张良随之而出。三人商量对策,决定由樊哙保护刘邦赶快脱身,张良留下来应付局面。

 

张良在这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中,以其大智大勇,既巧妙地帮助刘邦安全脱离虎口,又使项羽内部埋下了君臣相隙的祸根。

 

暗度陈仓

不久,项羽恃强凌弱,自立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统辖梁、楚九郡,他“计功割地”,分封了18位诸侯王。并违背楚怀王“谁先攻入关中,谁就做关中王”的约定,把刘邦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称为汉王。而把实际的关中之地一分为三,封给了秦的三个降将,用以遏制刘邦北上。刘邦心中十分怨恨,想率兵攻击项羽,后经萧何、张良一再劝阻,这才决定暂且隐忍不发。

 

天下分封已定,张良打算离开刘邦回韩国再事韩王成。刘邦赐金百镒,珠二斗。而张良把金珠悉数转赠给项伯,使他再为汉王请求加封汉中地区。项伯见利忘义,立即前去说服项羽。这样,刘邦建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县东北),占据了秦岭以南巴、蜀、汉中三郡之地。

 

同年七月,张良送刘邦到褒中(今陕西汉中市褒城镇)。此处群山环抱,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架,以度行人,别无他途。张良观察地势,建议刘邦待汉军过后,全部烧毁栈道,表示无东顾之意,以消除项羽的猜忌,同时也可防备他人的袭击。这样,就可以乘机养精蓄锐,等待时机,再展宏图了。

 

刘邦入汉中后,励精图治,积极休整。同年八月,刘邦用大将韩信之谋,避开雍王章邯的正面防御,乘机从故道“暗渡陈仓”(今陕西宝鸡),从侧面出其不意地打败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中宝地。略定三秦,刘邦倚据富饶、形胜的关中地区,便可以与项羽逐鹿天下了。一个“明烧”,一个“暗渡”,张、韩携手,珠联璧合,成为历史上的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项羽闻知刘邦平定三秦,怒不可遏,决定率兵反击。张良早已料到这一点,于是寄书蒙蔽项羽,声称:“汉王名不符实,欲得关中;如约既止,不敢再东进。”

 

同时,张良还把齐王田荣谋叛之事转告项羽,说是“齐国欲与赵联兵灭楚,大敌当前,灭顶之灾,不可不防啊。”意在将楚军注意力引向东部。项羽果然中计,竟然无意西顾,转而北击三齐诸地的毫无生气的腐朽力量。

 

张良的信从侧面加强了“明烧栈道”的效果,把项羽的注意力引向东方,从而放松了对关中的防范,为刘邦赢得了宝贵的休养生息的时间。

 

不久,项羽于彭城杀死了韩王成,使张良相韩的幻梦彻底破灭。同年冬,张良逃出彭城,躲过楚军的追查,终于回到刘邦的身边,受封为成信侯,此后便朝夕相随汉王左右,成为画策之臣。明代李贽曾评论此事说:项羽此举,“为汉驱一好军师。”的确,项羽杀韩王成客观上帮了刘邦的大忙。

 

下邑奇谋:

205年(汉高祖二年)春,刘邦接连收降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昌、魏王豹和殷王卬五个诸侯,得兵56万。同年四月,刘邦乘项羽集中力量攻打田荣之机,率兵伐楚。直捣楚都彭城。攻占彭城后,刘邦被这轻而易举得到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不但没有采取恰当的政治、经济措施,安抚此地,赢得人心,反而恶习复发,得意忘形之余大肆收集财宝、美女,整日置酒宴会,结果给项羽回军解救赢得了时机。

 

项羽闻知彭城失陷,立即亲率3万精兵从小路火速赶回,急救彭城。刘邦数十万乌合之师难以协调指挥,连粮饷都筹备不齐,所以一经接战,便遭惨败,几乎全军覆没。至此,许多诸侯王又望风转舵,纷纷背汉向楚,刘邦丢下老父、妻子、儿女,只带张良筹数十骑狼狈出逃,军事上再度遭受重大挫折,大好的形势复又逆转。

 

刘邦狼狈逃至下邑,惊魂未定,心灰意冷,万念俱灰。他沮丧地对群臣说:“关东地区我不要了,谁能立功破楚,我就把关东平分给他。你们看谁行?”在此兵败危亡之际,又是张良匠心独运,为刘邦想出了一个利用矛盾、联兵破楚的策略。他说:

 

“九江王英布,是楚国的猛将,现在与项羽有了隔阂;彭城之战,项羽令其相助,他却按兵不动。项羽对他颇为怨恨,多次派使者责之以罪;彭越因项羽分封诸侯时,没有受封,早对项羽怀有不满,而且田荣反楚时曾联络彭越造反,为此项羽曾令肖公角攻伐他,结果未成。这二人可以利用。另外,汉王手下的将领,只有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当一面。大王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那么楚可破也。”这就是著名的“下邑之谋”。

 

刘邦听罢,认为这确是一个以弱制强的妙计,于是派舌辩名臣隋何前往九江,策反九江王英布;接着又遣使联络彭越;同时,再委派韩信率兵北击燕、赵等地,发展壮大汉军力量,迂回包抄楚军。

 

 “下邑之谋”虽然不是全面的战略计划,但它构成了刘邦关于楚汉战场计划的重要内容。正是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羽的军事联盟终于形成,扭转了楚汉战争的局势,使刘邦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事实证明了张良“下邑之谋”的深谋远虑,最后兵围垓下打败项羽,主要依靠的正是这三支军事力量。

 

204年(汉高祖三年)冬,楚军兵围汉王于荥阳,双方久战不决。楚军竭力截断汉军的粮食补给和军援通道。汉军粮草匮乏,渐渐难撑危机。汉王刘邦大为焦急,询问群臣有何良策。

 

谋士郦食其献计道:“昔日商汤伐夏桀,封其后于杞;武王伐纣,封其后于宋。秦王失德弃义,侵伐诸侯,灭其社稷,使之无立锥之地。陛下诚能复立六国之后,六国君臣、百姓必皆感戴陛下之德,莫不向风慕义,愿为臣妾。德义已行,陛下便能南向称霸,楚人只得敛衽而朝。”这其实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夸夸其谈,当时刘邦并没有看到它的危害性,反而拍手称赞,速命人刻制印玺,使郦食其巡行各地分封。

 

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听,并问此计得失如何。张良听罢,大吃一惊,忙问:“这是谁给陛下出的计策?”他沉痛地摇摇头接着说:“照此做法,陛下的大事就要坏了。”刘邦顿时惊慌失色道:“为什么?”

 

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他说:“第一,往昔商汤、周武王伐夏桀殷纣后封其后代,是基于完全可以控制、必要时还可以致其于死地的考虑,然而如今陛下能控制项羽并于必要时致其死地吗?

 

第二,昔日周武王克殷后,杀了商纣王得到了他的头颅,如今陛下能得到项羽的头颅吗?

第三,表商容之闾(巷门),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是意在奖掖鞭策本朝臣民。现今汉王所需的是旌忠尊贤的时候吗?

 

第四,武王散钱发粟是用敌国之积蓄,现汉王军需无着,哪里还有能力救济饥贫呢?

第五,把兵车改为乘车,倒置兵器以示不用,今陛下鏖战正急,怎能效法呢?

第六,过去,马放南山阳坡,牛息桃林荫下,是因为天下已转入升平年代。现今激战不休,怎能偃武修文呢?

 

第七,如果把土地都分封给六国后人,则将士谋臣各归其主,无人随刘邦争夺天下。

第八,楚军强大,六国软弱必然屈服,怎么能向陛下称臣呢?”

 

张良的分析,真是字字珠玑,精妙至极,且切中要害。他看到古今时移势异,因而得出绝不能照抄照搬“古圣先贤”之法的结论。尤其重要的是,张良认为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还靠什么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

 

张良鞭辟入里的分析,较之昔日请立韩王,处心积虑地“复韩”的思想认识,显然是一个飞跃,而且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页。难怪1700年之后,还被明人李贽情不自禁地赞叹为“快论”。

 

张良借箸谏阻分封,使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老子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为尔后汉王朝的统一减少了不少麻烦和阻力。不能不承认,张良是一位洞察秋毫的谋略家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

 

虚抚韩彭

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韩信却在北路战线上顺利进军,势如破竹。他先是平定了魏、代、赵、燕等地,接着又占据了齐国的故地,欲自立为齐王,使人禀告刘邦求封说:“齐人狡诈多变,反复无常,南边又与楚相邻,如果不设王,就难以镇抚齐地。望能允许我为假(代理)齐王。”

 

刘邦一听,不由得怒气上冲,当着使者的面,破口大骂道:“我久困于此,朝夕望他前来助我,想不到他竟要自立为王!”

 

当时,陈平正坐在刘邦的旁边,陈平与张良清醒地认识到,韩信的向背对楚汉战争的胜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况且,韩信远在齐地自立为王,刘邦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阻止。于是,陈平连忙在案下轻轻踩了他一脚,刘邦亦精明,反应亦快,立即感悟先前失言,于是改口骂道:“大丈夫既定诸侯,就要做个真王,何必要做假王!”

 

刘邦本来就爱骂人,有此一骂本不足为奇,况且先后衔接自然,天衣无缝,竟然没露出什么破绽。

 

当年二月,刘邦派张良拿着印绶去齐地封韩信为王,并征调韩信的军队击楚。授印齐王,虽然是刘邦对韩信的暂时妥协,但这个顺水人情和权宜之计,居然笼住了韩信,成功地解决了汉内部的权位矛盾,赢得了楚汉天平上关键的一个筹码。对此,东汉苟悦曾有一句极为中肯的评价,他说:“取非其有(指齐地本非刘邦所有)以予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稳住韩信以后,楚汉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

 

203年(汉高祖四年),汉对楚已逐渐形成合围之势:韩信据齐地不断袭击楚军,彭越又屡次从梁地出兵,断绝楚军的粮道。楚军兵疲粮竭,项羽无奈,终于送回了被扣押的刘邦的父亲与妻子儿女,与刘邦讲和。双方商定,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东归楚,西归汉,立约解甲归国,各不相犯。项羽如约拔营东归,向彭城而去。刘邦也欲引兵西归汉中。

 

在这重大的转折之际,张良以一个政治谋略家的深邃眼光,看出了项羽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处境,便与陈平同谏汉王道:“如今汉据天下三分有二,此时正是灭楚的有利时机,宜猛追穷寇,毕其功于此举。否则放楚东归,如放虎归山,必将遗患无穷。”刘邦采纳的张良的意见,亲率大军追击项羽,并令韩信、彭越合围项羽。

 

刘邦率大军追击楚军至固陵(今河南太康),却迟迟没有等来韩信、彭越所率的援兵,结果惨遭失败。刘邦躲在固陵的壁垒中,不胜焦躁,便问身边的张良:“他们为什么没有如期前来?”

 

此时,张良对韩、彭的心思早已了然于心,对应之策已思谋成熟,见刘邦询问,忙答道:“楚兵既将灭亡,韩信、彭越虽已受封为王,却没有确定的疆界。二人此次不来赴约,原因正在于此。陛下若能与之共分天下,当可立招二将。否则最终成败,尚不可知。”

 

刘邦一心要解燃眉之急,便依张良计,把陈地以东至沿海的地盘划封齐王韩信;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地盘划封给梁王彭越。两个月后,韩、彭果然派兵来援。

 

汉军各路兵马陆续会集垓下(今安徽灵璧县沱河北岸)。韩信先用“十面埋伏”之计兵围项羽于垓下,继而又用“四面楚歌”之计瓦解了敌兵士气,终于打败项羽,迫其别姬、自刎。至此,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以刘邦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结。

 

202年(汉高祖五年)二月,刘邦正式即帝位,史称汉高祖。同年五月,汉高祖在洛阳南宫举行庆功大典,大宴群臣。席间,觥筹交错,君臣共饮。刘邦显得特别高兴,当论及楚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时,刘邦道出其中的关键在于并用三杰(即萧何、张良、韩信)。他语中盛赞张良道:“夫运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劝都关中

国基初奠,天下始定,定都何处?这无疑对新兴的西汉王朝的巩固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起初,刘邦本想长期定都洛阳,群臣也多持此见。

 

一天,一介戍卒齐人娄敬从西域返回洛阳,求见刘邦,陈说关中的地势险要,劝刘邦定都关中。刘邦一时拿不定主意,而这时那些主张建都洛阳的大臣们却纷纷陈说建都洛阳的好处。这些人多是六国旧人,眷恋故旧,乐土重迁,劝道:“东都洛阳,绵延几百年。东有成皋,西有崤函、渑池,背靠黄河,前临伊、雒二水,地理形势坚固易守。”

 

独有张良支持娄敬的主张。他说:“洛阳虽有这些天然的险要,但它的腹地太小,方圆不过数百里;田地贫瘠,而且容易四面受敌,非用武治国之都;关中则左有崤函之险(即崤山与函谷关的合称,相当于今陕西潼关以东至河南新安县地),右有陇蜀丛山之溢,土地肥美,沃野千里;加上南面有巴蜀的富饶农产,北有可牧放牛马的大草原。既有北、西、南三面的险要可以固守,又可向东方控制诸侯。

 

诸侯安定,则黄河、渭水可以开通漕运,运输天下的粮食,供给京师所需。如果诸侯有变,就可顺流东下以运送粮草,足以维持出征队伍的补给。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还是娄敬的主张正确。”

 

张良的分析全面而深刻,加之素负重望,又深得刘邦信赖,因而汉高祖当即决定定都关中。汉五年八月,刘邦正式迁都长安(今陕西西安市西北)。汉六年正月,刘邦大封包括张良在内的20多位功臣,其余未被受封的人则议论纷纷,争功不休。

 

一天,刘邦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五五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

 

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

 

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

 

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邡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张良此举,不仅纠正了刘邦任人唯亲,循私行赏的弊端,而且轻而易举地缓和了矛盾,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动乱。他这种安一仇而坚众心的权术,也常常为后世政客们如法炮制。

 

明哲保身博浪雄风

张良素来体弱多病,自从刘邦入都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逐步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的地位,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在汉初刘邦翦灭异姓王的残酷斗争中,张良极少参与谋划。在西汉皇室的明争暗斗中,张良也恪守“疏不间亲”的遗训。

 

197年(汉高祖十年),汉王朝上层出现了一场新的危机。刘邦有改易太子之意。当时刘邦宠爱戚夫人,并察知吕后有异心,有代刘而王的迹象,故欲废太子孝惠(吕后子),改立赵王如意(戚夫人子)为国储。朝野大臣,群起谏争,但丝毫不能更改刘邦初意。

 

眼看太子位行将被剥夺,吕后遂求救于“智囊”张良。张良考虑到太子一位,事关重要,不可轻易更立,大儒叔孙通说得好:“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再加上当时天下方定,汉朝统治根基还未稳固,各项制度还正在健全,只有顺其现状,无为而治,才能安定天下,稳保江山。

 

基于这个大局,张良遂对吕后说道:口舌难保太子,“商山四皓”(皓:白,即四个白头发的老人,分别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皆八十余,节义清高,不就汉朝爵位,匿亡山林,皇上敦聘不至,但仍然高义“四皓”。太子若卑辞固请“四皓”出山,出入宫廷以“四皓”相随,皇上必问而知之,知之则太子位可固。

 

事果如张良言,刘邦问知伴随太子的“四皓”就是自己数请不来的隐士,今为太子左右,可见太子羽翼已丰,翅膀亦硬,奈何不得,从此再也不提易立太子一事。太子终得嗣位,吕后为此对张良也勋口敬重。

 

《史记》、《汉书》对张良帮助萧何筹谋划策多不记载,但亦无妨张良后期的功绩。论功行封时,按级班爵,汉高祖刘邦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称张良为留侯。

 

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韩灭家败后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宿愿基本满足。

 

再加上身缠病魔,体弱多疾,又目睹彭越、韩信等有功之臣的悲惨结局,联想范蠡、文种兴越后的或逃或死,深悟“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惧怕既得利益的复失,更害怕韩信等人的命运落到自己身上,张良乃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

 

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听从了吕后的劝告,仍就服人间烟火。前186年(汉高后二年),张良病逝,谥号文成侯。

 

运筹帷幄

刘邦称帝后,曾问群臣自己为何得天下。高起、王陵都称赞他是因为大仁大义。刘邦道:“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并认为,自己能任用张良、萧何、韩信三人,因此得天下。

 

退隐黄袍山  圮直德眙

相传汉相张良助刘邦平定天下后,即寻其师黄石公居住的通城县张师山(张良老师隐居之山命名为张师山,位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西北)。张良在张师山相距约50公里处访得一风景宜人的黄袍山隐居下来(黄袍山位于湖北省咸宁市通城县东南),张良并修建了“良山道观”,在道观不远处创办了“伐桂书院”,以授当地孩子文字。

 

伐桂书院遗址位于湖北省通城县黄袍山大埚山谷中,伐桂书院古石碑仍存。黄袍山后人为了纪念张良,为其修建了圮桥和石墓。

 

北宋时期诗人黄庭坚7岁随父游黄袍山,黄庭坚造访张良退隐黄袍山的“良山道观”和“伐桂书院”时,有赋诗一首:牧童骑牛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明清时期有一帝王访此山,亲书“圮直德眙”,以纪念这位汉朝时期的智相。“圯直德眙”古匾现高挂于通城县黄袍山大埚的黄庭坚故居“鲁直第”的侧堂之上。

 

张良与道教

据《仙传抬遗》记载,张良曾遇黄石公授书,读后便能应机权变,辅佐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张良还以此修之于身,能炼气绝粒,轻身羽化。与绮里季、东园公、甪里先生、夏黄公,为云霞之交。后解形于世,葬龙首原。赤眉军起义,有人发其墓,但见黄石枕,化而飞去,不见其尸形衣冠,得《素书》一篇及《兵略》数章。

 

相传张良登仙后,位为太玄童子,常从太上老君于太清之中。其八世孙张道陵亦得道。又据《巢县志》记载,巢县白云山有子房洞。相传为张良辟谷隐修之地,后人置祠,岁奉香火。又陈县(今河南开封东南)天授观为奉祠之所,宋政和(11111118年)间封为“凌虚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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