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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史上最名不副实的十大名将(一)

野史密闻 2020-11-20 15:50:27

     十大名不副实的名将:这十个人绝对是过分高估,其能力被人为的吹捧比较严重。很多人心目中的古代将领的事迹都是从故事,评书、传说和电影电视剧中得知,在这些渠道中得来的印象,评书中杨家将、岳飞、穆桂英是天下无敌的武将;而从小说中,吕布、关羽、张飞和赵云等是威震天下的名将,但从故事中的人物来说,李元霸是空前绝后,没有任何争议的天下第一将了。这些描写,是故事中为了吸引听故事的人把某些人的能耐夸大给人们心中造成的印象,并不代表历史。


    十、曹彬

    曹彬顶着“北宋第一良将”名头而才能平庸。

    曹彬这个人从一生的四次大战的表现来看,其将才只是平庸,但是他之所以在宋朝被称为第一将主要是因为他忠于皇帝,皇帝对他赞赏有加,名将这种工作就是这样,不管你如何平庸,只要你在政治上不犯糊涂,关键时候站对边,就可以在皇帝的心中留下好印象,可以当做榜样来教育其他官员。

    与曹彬相比,潘美的战绩就好一点。曹彬主要能力只是体现在注重军纪,遇到对手也是平庸之才曹彬还能凑合。如果对手能力较强曹彬带兵绝对是个灾难,如对辽作战曹彬表现的简直就是个饭桶,对辽作战曹彬和潘美相比杨业的战绩真是远远不如,真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曹彬相比杨业军事才能远远不如,杨业抗辽名将,从杨业父亲那代是抗辽英雄,和后汉刘知远,高怀德父亲,郭威节拜,宋太祖和杨业单挑过,被挑于马下,太祖临死前遗嘱1是招降杨家,2是迁都洛阳,3是收回幽云,用钱买回。

    连宋太宗亲自去招降杨业,可见杨业的当时地位,这引起了太祖老将的妒忌,就是潘美,论打仗,潘美,曹彬根本和杨业不同一级别。曹彬压根不是帅才,宋朝牛鼻的将领就是,太祖的那帮兄弟,石守信,慕容延钊,高怀德,韩令坤,王审琦,王全斌,杯酒解兵权,把那帮虎将都给解除了兵权,然后提拔了一批威信不高,资历较浅的将领,其中就有潘美和曹彬,让此2人砖了空子,得了权。

    事实证明了后来,北伐中曹彬岐后关将10万禁军全军覆没,压本就不是当大帅的料,性格优柔寡断,妇人之心,出卖了10万禁军,跑回了东京,真丢人,还谈名将,身为三军主帅,两国交兵,居然,贪功冒进,哪是耶律休哥,斜轸的对手。曹彬和潘美一身浪得虚名,打南唐,之前,赵匡胤在柴荣那时,早将南唐主力灭掉,设计杀了林仁肇,潘美打南汉弱的可怕,贪了先锋的功劳,曹彬根本不会打仗,就是会做人,性格优柔寡断,妇人之心,北伐贪功冒进,对整体战局不会判断,就一书呆子,宋太宗根本不会用人。

    每当读到宋史,就心痛,宋初军事变弱原因,1是杯酒解兵权,2是太祖驾崩,3是北划用了曹彬和潘美这2个傻逼。如果当时让李继隆,和杨业为三路主帅,历史就会改写,还不要脸配享太祖庙,估计太祖都要被气死,曹彬和潘美之所以在宋初有名,是因为他们的官方后台复杂,特别是潘美的女儿,是宋政府捧上去的,真有水平的是李继隆,看下打仗用兵,和个人武力,杯酒解兵权,把大宋厉害得主帅,都给赶回老家,曹彬打南唐,靠的是太祖,和柴荣时期,太祖早把南唐打得没力气了,潘美灭的南汉那也就国?弱的可怕,这2人就是摇雨毛伞起家,曹彬儿子曹玮才是大将之材。

    宋朝自己排的名将完全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曹彬也能排宋朝第一将?还有如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其实就岳飞一个才能算名将其余都是滥竽充数,宋朝把什么人都吹成良将。

    九、郭嘉


    郭嘉顶着“算无遗策”头衔而徒有虚名。

    自打我们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老人们津津乐道地讲述着郭嘉的“遗计定辽东”,“十胜十败说”等故事。仿佛郭嘉就是活神仙一般。直到现在,反亮派们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个智慧的神像,不忍心让他有一点点破痕。遗憾的是,反亮派所奉信的这个神像原本就是一个虚假的智慧泡沫,而且它还侵蚀着我们的理智,使我们沉迷于伪智慧而不能自拔。

    近年来网上更是流行翻案,很多人受反亮派的影响,都认为郭嘉是三国第一谋士。事实的确如此吗?可是遍查历史资料发现,郭嘉并不像人们说得神乎其神。郭嘉在正史中默默无闻,不知过了多少年被罗贯中发现了,于是才声名大噪!三国演义中简直把他吹得无所不能。

    先说郭嘉的品德。郭嘉字奉孝,乍看他的名字,倒像个君子,事实截然相反。自从曹操公然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这类的人才,以致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北方“权诈迭进,奸逆萌生”,而郭嘉就是奸逆的一分子。郭嘉本来就是游手好闲、放荡不羁之人,他的品行屡遭朝中陈群等正直人士的指责,非但不思悔改,还仰仗曹操的权势而愈加横行无忌。“初,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好了,这说明什么?

    郭嘉在曹操手下当了11年的司空军祭酒,到死时还是这个官衔。曹操一向是唯才是举,假如郭嘉真有卓越之才,曹操怎会让他一直祭酒呢?今天的许多郭嘉迷们,追捧郭嘉的主要原因是他死后曹操的嗷嗷大哭。其实奸雄之哭只不过为了笼络人心,并非真正惋惜他的才能。郭嘉生前的封地仅仅200户,而与他同期进曹营的朋友们多数已飞黄腾达。虽然郭嘉死后追加了800户,仍远低于荀彧的2000户。荀彧是被曹操逼死的,尚且得到如此之多的赏赐,为何能博曹操一哭的郭嘉得到的赏赐却如此可怜?答案很明显,郭嘉只是徒有虚名罢了。善于举贤任能的曹丞相早已看透他的底细,不敢让他做大官而让他祭酒。

    纵观郭嘉的一生,其理论才华堪比马谡,赵括,但实际统兵能力不详。他从未真正率兵打仗,自己最多只是帮将军们出谋划策。曹操也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不敢让他自己带兵。有人说,假如马谡死在了征南蛮的路上,也会被人当作郭嘉一样地疯狂崇拜。或者把马谡放到曹操手下当谋士,也会提出著名的“十胜十败说”。我觉得很有道理。遗憾,被三国演义一搞,郭嘉的缺点看不见了,只余下了闪光面,马谡竟成了批判的对象,呜呼哀哉!

    郭嘉成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被《三国演义》吹得天花滥坠的“十胜十败”说。事实上,“十胜十败说”只是坚定了曹操抵抗袁绍的信心,并没有在战略战术上给曹操指明方向。况且“十胜十败说”的只是综合了荀彧和贾诩的看法而已,并非郭嘉独创。———我认为郭嘉大有剽窃嫌疑。“十胜十败说”除剽窃以外,不仅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还把袁绍贬得一文不值。过度高估自己,这是现代战争所避忌的。而历史上每个封建统治者都需要花瓶式的小丑,以便给自己歌功颂德,曹操也喜欢郭嘉这样的人。试问宛城惨败于张绣时,郭嘉窝在哪里?甚至连陈寿也深受小丑奇谈怪论的毒害,在《三国志》中对袁绍进行一番狂贬。《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更是为了神话郭嘉,不惜编造了一个“郭嘉遗计定辽东”的故事,把一个死人变成定辽东的第一功臣,明显可以看出罗贯忠不是尊刘贬曹。

    郭嘉也许还是有他善良的一面的,可能是不喜欢吃人肉吧!曹操为人凶残至极,有一次衮州缺粮,程昱便献计:捕杀当地百姓,割去人肉,以供军粮。“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脯”。这个“人脯”便是人肉干了。呜呼,郭嘉英年早逝的原因,大概就是对“人脯”有点水土不服了。顺便联想一下,吃过人肉的人眼睛一般会发红(阎崇年语),也难怪曹操吃过人肉后,兴致大发,吟出“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这样的好诗句了。好的诗一般产生于实践,这句诗估计是他一口嚼人肉一口构思的。郭嘉一生效忠于杀人魔王曹操,想必品行也不怎么样了。

    八、陈庆之


    陈庆之顶着“白袍战神”头衔而夸大其词。

    “(陈庆之)以3000人将20万敌军打得人仰马翻”的神话战绩——这乍一看简直是骇人听闻,其实细究一下,谎言不戳自破。

    陈庆之护送元颢,千里挺进,直至攻占了洛阳城,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陈庆之为什么能够这么轻易千里杀入洛阳城呢?这跟北魏朝廷的应敌策略有关。

    当时北魏国内可谓烽烟遍地,各类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就在陈庆之护送着外逃的北魏宗室元颢杀回夺权的同时,山东一带也崛起了一支以邢果为首、人数逾10万的起义军。要先对付哪个呢?经过延议之后,北魏朝臣们一致认为元颢、陈庆之这边“孤弱不足虑(因为才7000人)”,而邢果那边“众强盛,宜以为先”,所以他们作出决定:“(先)定齐地(即先打邢杲),还师击(元)颢。”

    这便是陈庆之得以畅通无阻千里直杀洛阳城的最大原因,魏军主力倾巢而出,朝廷一号人物尔朱荣征讨流民未归(等他回来后便将陈庆之杀回南梁),二号人物元天穆又出征东边的邢杲,于是主要的精兵猛将全部调出,一路空虚,才给了南边的陈庆之机会,所以在《魏书·元天穆传》里面也记载,陈庆之其实是“乘虚陷荥阳”。因此,陈庆之北伐奇迹的产生,是建立在对手实力空虚的基础上的。

    但是既然是对手实力空虚,如何出现动辄达到50万的军队去跟陈庆之交手呢——这源于南朝史书的虚假浮夸。我们知道,南北朝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二十四史中光涉及这段历史的就占了十史之多,总文字容量约占1/4强。因为存在南北对立,两边写史的人各自站在己方的立场上,自然要拼命贬低对方而抬高自己了。

    在《梁书》等南朝史书中,浮夸风现象十分严重。郭文中“‘棋’开得胜”一节里陈庆之以2000战胜对手2万的首战,《资治通鉴》采用的正是《梁书》里的数字,但这个数字到了《南史》里面就更加夸张了,并没有记载陈庆之有多少人马,可对手那边的兵力居然上升到了10万。而在《魏书》里面干脆连提都没提有过这样一次战斗。

    而最夸张的那一使即是北伐路上荥阳城外围以“三千破三十几万”的神话战绩(郭文里不知何故写成3000对20万),这个三十几万的数字同样来自《梁书》,到了《南史》里面更可怕,又升级到“3000对40余万”了,真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牛皮随便吹,卫星满天飞!

    如果我们详加考辨,就会发现,南朝史书特别是姚察、姚思廉父子所著的《梁书》、《陈书》浮夸和隐讳现象最严重,这种现象已为清代考据大家赵翼指出,正所谓“有美必书,有恶必为之讳”。比如梁武帝的弟弟临川王萧宏也曾北伐,他率领一支“器械精新,军容甚直”、被对手称作“百数十年所未之有”的强大军队,但结果是“畏魏兵不敢进,军政不和,遂大溃,弃甲投戈,填满山谷,丧失十之八九,此为梁朝第一败衄之事”。这样一次惨败,在《梁书·萧宏传》里面仅仅记载“征役久,有诏班师,遂退还”,绝无一字言及溃败之迹。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编年体的史书,其实也是二道贩子,第一手的资料只能来自《梁书》、《魏书》这类正史,但因为同一件事在两部史书里面的记载可能截然相反,这给司马光们造成了极大的麻烦,所以他们只能一些地方采纳《魏书》等北朝史书的说法,一些地方转而采纳《梁书》等南朝史书的说法,如果不详加考辨,难免会产生一些谬误。

    当然,我们也不应当这样就全部抹杀陈庆之的能力,至少,《资治通鉴》采纳《梁书》的说法,说陈庆之这一路走来,“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这个战绩是可信的(因为他面前是一路敞开的,自然“所向皆克”),《魏书-元颢传》上也说他护送着元颢“以数千之众,转战辄克,据有都邑……”

    总而言之,从陈庆之所打的各次战役来看,他完全可以被称为名将,但也仅仅是武将中的佼佼者而已,而绝不是那种能以7000人战胜50万人的神话人物。

    七、袁崇焕


    袁崇焕顶着“明末长城”头衔而迷雾重重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钱穆《国史大纲》序

    袁崇焕翻案与否,本对中华历史进程无关大碍。但纠清袁一案,足以见国人的部分历史观。

    1630年,崇祯帝以“袁崇焕咐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等罪名于三年八月碟(刑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不明真相”的京城百姓对袁崇焕恨之入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1772年,清乾隆帝着手为袁崇焕翻案,认定是大忠臣;佘姓义士为袁守墓370多年;梁启超则写了《袁督师传》,给了袁崇焕非常高的评价,同时认为明朝皇帝杀害袁崇焕,所以才会亡国。

    袁崇焕是明末被北京民众生啖其肉的“汉奸”?还是清廷包装推出的“大英雄”?

    恐怕都不是,综合分析,袁确“刚正、孤迂、清廉和忠耿”,但同样“性格暴躁,攘臂谈天下事,多大言不惭,而终日梦梦”,好为大言,剑走偏锋,一优秀但不够杰出。

    一、宁远之战

    “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 ——《清太祖实录》

    “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明史袁崇焕传》

    努尔哈赤之死是不是袁崇焕的主要功绩?

    但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论证,努尔哈赤绝不是被袁崇焕宁远之战的大炮轰伤了,也不是此战败退后郁郁而终。《阅化堂笔记》记载,宁远之战后努尔哈赤并没有去治病,而是“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四月,他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之后确实到温泉疗养过,后去世。但请注意到,努尔哈赤这年68岁,在久经战乱的年代,这个年纪不小啦,何况这个强盗头子是个《三国演义》迷,经常兵行险招、餐风露宿的,就是没个风湿、椎间盘突出的,大限也该到了。

    二、宁锦大捷

    明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皇太极亲率后金兵围锦州,攻宁远(今辽宁兴城)。袁崇焕等率众固守,城得保全。是月十一日,后金兵直抵锦州,四面合围。巡抚袁崇焕以宁远兵不可动,选精骑四千,令尤世禄、祖大寿统率,绕出后金军后,别遣水师东出相牵制,世禄、大寿等将行,后金兵已抵宁远城下。崇焕与中官刘应坤、副使毕自肃督将士登陴守战,列营濠内,用大炮轰击后金军。而世禄、大寿等大战城外,士卒多死,仍力战不退。后金遂解宁远围,增兵攻锦州,士卒损伤无数,然锦州终不可破。六月五日,后金撤军,时称宁锦大捷。

    三、与后金议和

    公正来讲,袁崇焕与皇太极议和,倒不能说他通敌。虽然袁崇焕的和议战略上完全正确,而且崇祯皇帝起初也同意,但这种与皇太极关于和议的私下书信往来,让崇祯皇帝产生了怀疑。彼时明朝政经凋敝,主昏臣庸,辽东耗费大量军饷,而官吏又大肆贪污盘剥,苛捐杂税压得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议和可以暂时缓和朝政局势,毕竟有金元之败走,当时即便皇太极也没信心就能吃下偌大个明朝;而上上下下都认为辽东只是个芥藓之疾,休养几年,明朝会壮大得更多。但明朝有鉴于宋朝“澶渊之盟”的苦果,立朝之时就立下了绝不与鞑 子议和的国策,甚至遭逢“土木堡之变”,英宗皇帝都被蒙古掳了去,也绝不议和;而且议和也会严重打击当时还与明朝交好的蒙古诸部和朝鲜。

    四、擅杀毛文龙

    毛文龙是明朝边境的地方军阀,他率部在皮岛(今椴岛)至长山列岛之间流动抗击后金,同时联络山东登州一线明军协同作战,遥相呼应,构成犄角之势,一度遏制了后金军的西进和南下。尽管如此,袁崇焕认为毛文龙的部队独处海岛,朝廷很难节制,袁崇焕认为毛文龙的部下官员也有贪污、冒认军饷的行径。由于毛文龙不听调遣,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以谈饷阅兵为名,将毛文龙诱骗至旅顺双岛的一处古庙中,将其拘捕,历数其“冒饷饰功”、“不受节制”等12条罪状,当众以尚方剑将其斩杀。毛文龙被杀后,后金军队所受牵制大大减少,崇祯皇帝听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意殊骇,念既死,且方倚崇焕,乃优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但他对袁崇焕“优旨褒答”,仅仅是在毛文龙被杀的既成事实无法改变的情况下的无奈之举。

    五、五年平辽

    崇祯皇帝起初对袁崇焕是非常信任的。4月他即位后,7月他就召见袁崇焕,咨询平定辽东的方略:“你不远万里应召来京,忠心耿耿,义勇可佳。希望你把平定辽东的方略,详详细细地禀奏上来。”袁崇焕回答道:“平定辽东的方略已经全部写进了奏章。臣受到陛下的宠爱,感激涕零,我请求能够得到皇上恩准,我受命在外的时候,可以根据辽东情况斟酌处理平辽大事。如果能够得到皇帝的恩准,臣冒昧地认为,我用五年时间就能够全部恢复辽东疆域。”崇祯皇帝非常满意袁崇焕的答复,对袁崇焕许诺说:“如果你能够恢复辽东故土,我不会吝惜封侯的奖赏,你对朕尽心尽力,你的子孙也会因此受到奖赏!”袁崇焕出关时领有480万辽饷,其中米180万石,另发内帑120万、铠甲40万具,红夷大炮10门,其他弓箭军械无数。到任后,他立即加强防守,准备收复失地,安抚流亡平民。同时裁汰军队,试图练出一支精兵,并将蓟州精锐部队充实到辽东防线。

    袁崇焕的死,在我看来是他自己造成的。而促成这样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他的性格,另一方面是权力。性格方面前面已经说了,杀毛文龙就是很好的证明。而权力对他的腐蚀我们从他杀毛文龙和放任皇太极就能看出来。在他看来崇祯是完全信任他的,这就意味着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对的。这种膨胀当然是要不得的,但是没办法,他意识不到。

    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政治家。可是和优秀还是差了很多,他比不了他的老师孙承宗,比不了之前的于谦,王守仁,甚至比戚继光都低。所以说袁崇焕没有满清吹捧的那么厉害,就算袁崇焕不被杀也救不了大明。

    六、李广


    李广顶着“飞将军”名头的常败之将。

    《史记李将军列传》描述了号称飞将军李广的坎坷一生。文中洋溢着作者寄予的一种独特的深深的同情与感慨。作者对李广一生在贵戚的排挤压抑中度过深为感愤,对他“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寄予的深厚同情一直左右着读者之心。于是后人写道:“李将军的保卫祖国边疆的功绩、超凡绝伦的勇敢,以及敌人闻之丧胆的声威也通过作者的笔深深地铭刻在人们心上。”

    千百年来,却几乎没有几个人透过这层深厚的同情之网,冷静地全面地观察主人公的一生。实际上,这位深受后人尊敬的李将军,有名将之称而无良将之实。更准确地说,李广是一个怀有精湛武功与异常勇敢的冲锋陷阵的个体性的勇士,而并没有指挥千军万马、攻城破敌的大将之才。

    一、李广实无大将之才

    李广出身于一个将军世家:“其先曰李信,秦时为将,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纪。广家世世射。”

    李广受家庭熏陶,年青时即精通骑射,“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后来,“尝从行,有所冲陷折关及格猛兽,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汉文帝的这几句话,常常令后人感慨不已,以为李将军真的生不逢时,每每在词章中驱使。如司马贞《索隐述赞》云:“嚋臂善射,实负其能。解鞍却敌,圆阵摧锋。边郡屡守,大军再从。失道见斥,数奇不封。惜哉名将,天下无双!”陆游《赠刘改之》:“李广不生楚汉间,封侯万户宜其难。”又如刘克庄《沁园春梦孚若》:“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都以为李将军有封万户侯,甚而比肩张良、韩信等汉初诸将之才具,实则大谬不然。李广既无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谋将之策,又无韩信“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大将之才。

    综观自言“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李广实在是是少有胜仗,有的只是个人骁勇的战例和事迹,“尝为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太守,皆以力战为名。”但却并无大的战功。

    有的只是个人神勇之事。如广为后世传颂的“将军夜引弓,没镞石林中”:“广出猎,见草中石,以为虎而射之,中石没镞。视之,石也。”

    人们常常赞颂李广率百骑从匈奴数千骑眼皮底下脱险的急智。实际上,李广身为一军之将,竟然置大军于不顾,率百骑为追杀三名匈奴军而遭大敌,险些被擒杀,本身就是大不智。而“大军不知广所之,故弗从”,则更可见李广带兵治军的疏怠。《李将军列传》中比较了李广与当时另一名将程不识的治军之异:

    程不识故与李广俱以边太守将军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击刀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然亦远斥候,未尝遇害。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陈,击刀斗,士吏治军簿至明,军不得休息,然亦未尝遇害。不识曰:“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我军虽烦扰,然虏亦不得犯我。”

    李广治军“广行无部伍行陈,就善水草屯,舍止,从自便,不击刁斗以自卫,莫府省约文书籍事。”仅仅凭着“远斥候”才“未尝遇害”。程不识则治军严整。这个比较,司马迁当然不是想说李广治军之疏怠,而是想说明李广治军的别具一格,想通过诉说李广与士卒同甘共苦,不摆长官威风,“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来说明李广爱护和体恤士卒。然而,实际上正因为李广治军不严,防范不严,计划不周,使军队成了一批“乌合之众”。虽然士卒也甘愿为之死战,但无疑长此一来军队整体战斗力大为削弱,容易被敌人袭破。程不识说:“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正中李广带兵之弊。偏偏李广又“自负其能”,往往欲凭借个人的骁勇善战,希冀以少胜多,终于导致一次又一次的失利。大败于雁门关外:

    《史记李将军列传》载:其后四岁,按,时在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广以卫尉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单于素闻广贤,令曰:得李广必生致之。胡骑得病,置广两马间,络而盛卧广。行十余里,广详死,睨其旁有一胡儿骑善马,广暂腾而上胡儿马,因推堕儿,取其弓,鞭马南弛数十里,复得其余军,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于是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所失亡多,为虏所生得,当斩,赎为庶人。

    后人读到此处,不仅不怪李广之破敌不力,反而盛赏李广之逃险有勇有智。殊不知,这些正表现了李广仅有匹夫之勇,实无挥师千万、攻城破敌的将才。打个比方,某造纸厂因平时疏于管理,发生火灾,厂里领导积极组织救火,尽量地减少损失。而舆论也大力宣传该厂领导组织救火,尽力减少损失的“英雄”事迹。反而无人追究这种火灾本是平时疏于管理造成的,本是可以避免的。本来是他的失职,反倒成全他的英雄之名了。李广上郡救中贵人事、雁门被擒佯死逃生事,均类乎此。读者沉于司马迁的同情感慨笔意中,而忘却了主人公实实在在的面貌,千百年来的叹李赞李之作大概亦系因于此了。

    二、李广亦非怀才不遇

    综观李广一生,不能说是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他也多有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李广曾有与卫青等人各领万骑,独任一面,受到武帝信重,充分展示将才的重大机会。可是李广却被打得大败,而且被生擒,只是凭一时之急智,才得逃回。“自马邑军后五岁之秋,汉使四将各万骑击胡关市下。将军卫青出上谷,至龙城,得胡首虏七百人。公孙贺出云中,无所得。公孙敖出代郡,为胡所败七千。李广出雁门,为胡所败,匈奴生得广,广道亡归。汉囚敖、广,敖、广赎为庶人。”(《汉书匈奴传》)后来,“元朔六年(前123年),广复为后将军,从大将军卫青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可见李广的机会实在不少。汉武帝反击匈奴之战,始于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共历时三、四十年之久,其中又可以取得漠北决战胜利为标志,在这一时期内,汉军曾对匈奴展开三次重大反击作战,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匈奴的南下骚扰问题。这三次战略反击,分别是河南、漠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李广自言“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谓久经沙场之老将。而且李广亲历了汉匈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三大战役,但实在是建功不多,值得称道的重大军事成就几乎没有。最后还因违反军纪,延误战机,而落得“引刀自刭”的悲惨结局。

    司马迁叙写李广声威,“于是天子乃召拜广为右北平太守。广居右北平,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实际上,司马迁的这种褒扬,完全是一种虚美之词耳。

    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发起了汉匈战争中有名的河西之战。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下,连战皆捷,歼敌近9000人,斩杀匈奴名王数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凯旋而还。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共俘获匈奴名王5人及王母、王子、相国、将军等百余人,收降匈奴浑邪王部众4万,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廷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

    而《李将军列传》(广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博望侯张骞将万骑与广俱,异道。行可数百里,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士皆恐,广乃使其子敢往驰之。敢独与数十骑驰,直贯胡骑,出其左右而还,告广曰:“胡虏易与耳。”军士乃安。广为圜陈外向,胡急击之,矢下如雨。汉兵死者过半,汉矢且尽。)

    在这次河西之战中,霍去病战果辉煌,而李广则仍然是损兵折将,功过相抵,未得奖赏。可见汉武帝给予了李广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是李广偏偏不能有任何重大战功,屡战屡败。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换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失利与耻辱。后人常常叹李广生不逢时,怀才不遇,果生不逢时耶?果怀才不遇耶?司马迁于汉匈战争中军功最著的卫、霍二人殊无真诚赞誉由衷敬佩之词,倒是私心以为卫、霍出于外戚,其功亦出于侥幸。卫、霍诚出外戚,然其功果侥幸耶?

    元狩四年春,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领五万骑,步兵从者数十万,霍去病出代郡,卫青出定襄击匈奴。此役即汉匈战争中最为显赫最具有决定性的漠北之战,李广因为迷路而自杀。

    人们常常叹息李广生不逢时、受人排挤压抑的坎坷遭迹,却几乎没谁真正了解这位将军来说实在是太多了的感伤和仰慕,这也算是一个习焉不察的历史误会吧。这个误会当然是司马迁造成的,司马迁忍耻苟活,发愤著述,一腔心思、满腹牢骚都贯穿书中。由于史家的素质和个人的遭际,他对刘汉王朝有许多不满和怨忿,故而《史记》中时时可见强烈个人色彩的撰述和评判。他同情失败的英雄,放逐的臣子,带悲剧色彩的人物。屈原、项羽、韩信、贾谊、李广等等,这些人的传记成为《史记》人物传记中最为出色的篇章,处处吹捧恨不能不让人发现一点缺点,洋溢着一种深深的敬惋。相反,他对那些成功的了人物如汉高祖、曹参、卫青、霍去病却别有一种冷峻挑剔的目光,极尽摸黑恨不能不让人发现一点优点,别有一种不以为然的讥刺。如对于汉匈战争中功勋最为卓著的卫霍就殊少由衷赞佩之词,而私心以为出于侥幸。相对感人至深的《李将军列传》而言,记录卫霍二人之《卫将军骠骑列传》就极显平庸,论者甚至有谓“不值一钱”的。传记的这种出彩与沉晦的鲜明对比,直接导源于作者司马迁的个人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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