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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研丨赖瑞云:孙绍振从创作角度解读文本的理论及实践举隅

语言文字报 2020-11-20 15:53:51

孙绍振从创作角度解读文本的理论及实践举隅

孙绍振文本解读论著卷帙浩繁,孙先生自己总结为:从创作论角度解读文本。我们换句更简便的说法,就是解“写”。本文试对孙绍振解“写”论作一简要梳理。

一、从创作论到解读学

解“写”就是揭示创作的奥秘,最早见于孙绍振的早期代表作《文学创作论》。该书后记中,孙绍振详尽、生动地阐述了他寻找艺术奥秘的心路历程。他说他被令人心醉神迷的文学作品所震慑,切望理论告诉他文学形象构成的奥秘,然而有关的理论和评论文章往往令他大失所望,不是一笔带过就是空谈一气。当时女排夺冠,轰动华夏,孙绍振就用体育运动作比,他说:“最大的功勋并不属于评论郎平的评论员,而属于培养了郎平的教练员。”于是,他那65万字的《文学创作论》就致力于构建揭示小说等创作奥秘的艺术形式体系。且不说其奥秘洞见、精彩文笔和鲜活案例不断带给读者的阅读快感,并因此在艰深的理论丛林中独步一时,就说它的主要目的——像好教练那样能指导他人创作,果宏愿竟酬,且高标中的。这就是为什么莫言获诺贝尔奖前后,多次专门提及孙绍振创作论给予他的影响乃至震动。当着孙先生的面亲口说的,是几十年后的一次著名邂逅。莫言获奖后,被福建省福清市请去做报告。主办方也邀请了孙绍振,不过只在前排叨陪末座,但眼尖的莫言看到了孙先生。他的开场白“尊敬的……”之后,接着就特地提到孙老师并专门说明原因。他不是客套,而是发自内心地回忆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在解放军文艺学院的作家班上,听了孙先生的系列讲座,内容就是后来成书的《文学创作论》。莫言回忆了这段往事,反复提到孙绍振创作论给他的深刻印象,对他文学语言的具体影响,称孙老师是他文学道路上的老师(另一位老师是最初发表他作品的编辑)。莫言令人震惊的开场白,在网上很快传开。正是如前所述的服务实践的理论建构之路,当年这位“教练”才经受住了“莫言”们的严峻挑战。

孙绍振后来建构的文本解读学,同样以揭示创作奥秘为要务,同样因此,其十几部解读专辑成为畅销书,甚至重印13次。创作论与解读学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二者的共同本质就是解“写”。从文本解读的角度解“写”,十几年间,孙绍振有过许多精彩论述,最完整的就是其《文学文本解读学》里的“生成密码说”:“艺术的深邃奥秘并不存在于经典显性的表层……最终成果对其生成过程是一种遮蔽,正如水果对其从种子、胚芽、花朵生长起来的过程具有遮蔽性一样,这在自然、社会、思想、文学中是普遍规律。对于文学来说,文本生成以后,其生成机制,其艺术奥秘便蜕化为隐性的、潜在的密码。从隐秘的生成过程中去探寻艺术的奥秘,是进入有效解读之门。”苹果是红色的、甜的,这一眼可见,一吃即知。解读的任务不在这些,而主要是揭示其种子从入土到开花结果的“创作”过程。紧接“生成密码说”,孙绍振以“草船借箭”生成过程为例说明。故事的原生素材在史书《三国志》里是孙权之船中箭,船体因此倾歪,孙权掉转船体受箭,“箭均船平”,转危为安。到了小说《三国志平话》里,主人公变为周瑜,并增加一个情节:周瑜因此获得了数百万支箭,周瑜向曹操高呼:“丞相,谢箭!”孙绍振说,这两则故事都只是孤立表现孙、周的机智,到了《三国演义》变为“孔明借箭”时,增加了周瑜多妒、曹操多疑的关键要素。由于周瑜对孔明的多智深怀嫉妒,逼其短期内造出十万支箭。这一逼,使孔明想出了利用多疑的曹操在大雾中不敢出战,必以箭射船,通过借箭,完成了本不可能的造箭任务。这就使本来简单的斗智故事,变为深刻得多的多妒、多智、多疑性格冲突的经典。后来,瑜、亮间的妒、智矛盾不断发展,周瑜处处算计,诸葛亮处处棋高一着,化险为夷,于是多妒的更多妒,多智的更多智,最后多妒的感到自己智不如人就不想活了,发出“既生瑜,何生亮”的悲鸣。著名的“瑜亮情结”——这一表现深层微妙人性的艺术经典,就这样经过作家对原生故事的改造、创新生成了。这就是通过解“写”,揭示文本的艺术奥秘。仅此例,就包含了孙氏解读学的小说艺术形式规范、还原法等,可见其解“写”论体量之庞大。

二、艺术形式规范和文本解读方法

孙绍振庞大丰富的解“写”论可分为两类:艺术形式规范和文本解读方法。

艺术形式是最大的奥秘,歌德早有名论:“内容人人可见,意蕴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找到,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因作者的“见解越隐蔽越好”(恩格斯语),所以意蕴要找;而各种艺术的创作手法,即艺术形式规范及个人风格等,作家更不可能写在作品中,是“与生俱来”的更大秘密。孙绍振例举《清明上河图》说明歌德此名言:这是国画中的界画、工笔画、长卷,与西洋画一眼全收的焦点透视不同,它把国画特有的散点透视,视点可以顺序移动,但又不是杂乱无章(艺术形式规范)发挥到极致(个人风格);不具备相应知识,就不可能解读这一艺术奥秘。

更重要的是,有关艺术形式规范的知识理论必须如“散点透视”那样能揭示奥秘,孙绍振努力构建的正是这样的形式理论。如小说的情节理论,过去流行的是“开端、发展、高潮、结局”或“情节是性格的发展史”。它能否解“写”?很有限,如可知道许多小说(不是全部小说)是逐步展开的,人物性格是逐步亮相的,高潮中性格亮相最明显。仅此而已,远不如孙绍振根据亚里士多德和福斯特的理论而发展出的情节“因果律”。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九章里说,有因果关系的“意外”事件比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情节更好”。福斯特据此在《小说面面观》第五章里就此提出了著名的“‘王后死于心碎’说”:“我们给情节下个定义吧……重点在因果关系上。‘国王死了,后来王后也死了’只是个故事。‘国王死了,王后死于心碎’就是小说情节了(按:此为内容因果)。……我们还可以说:‘王后死了,谁都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后来才发现她是因国王之死死于心碎。’这非但是个情节,里面还加了个谜团(按:此为写法因果,谜底置后),这是更为高级的小说形式了。”孙绍振在多篇(部)论著(如《文学性讲演录》第三十六讲)中引述了这一著名的因果论,并从创作的角度,作了两点重要的发展:第一,王后伤心的原因越为独特复杂,越具有重要的社会、思想意义,小说就越有价值(内容因果);第二,其中所有事件、细节的互相关联,编排得越是天衣无缝、针脚绵密,小说就越为高级(写法因果)。孙绍振以此分析过许多小说。如《我的叔叔于勒》:于勒的兄嫂无情,不认乞丐于勒;于勒仍有良心,潦倒后不忍心再麻烦兄嫂;侄儿约瑟夫有情,同情于勒叔叔。必须让三方“相会”,这深刻人性和社会现象之“因”才能展现。于勒思念家乡,又不敢回乡,只好待在来往于哲尔赛岛与法国的船上聊解乡愁。那只有让兄嫂一家出国,但穷人出国,至少得两个条件:一是理由充足,刚好要庆祝二女儿订婚(男方最后因看了发财后的于勒写给兄嫂的信,才确定这门婚事,这真是环环相扣),理由自然过硬;二是经济实惠,刚好英属之地哲尔赛岛近在咫尺,算是出国。如此,三方“相会”了。这一严丝合缝的巧妙安排、因果关联,孙绍振说,中国古代小说称为“针脚绵密”。过去没有一篇解读,如此精彩地揭示这一创作奥秘,因为它们运用的是旧情节理论。孙绍振所有重建的形式理论,包括在以往先进理论基础上的发展,包括根据自己和他人的创作、解读实践而提炼出来的新形式论,都致力于此。

孙绍振又说:“要进行具体分析,如果没有一定的方法论的自觉,则有如狗咬乌龟——无从下口。”每一能揭秘的艺术形式的具体规范都是解“写”的具体方法,如上述因果律,乃至更具体的“性格因果”,据此即可解读《鸿门宴》中刘邦、项羽的不同性格导致刘邦死里逃生之果。艺术形式规范体系庞大,无法一一介绍,详见其《文学性讲演录》《文学文本解读学》及《文学创作论》等著作中。孙绍振还提出了还原法等一系列自成系统的专门方法,此外,作家风格也是解读文本的有效方法。所有方法都不能包打天下,它们互相补充,或一种,或几种同时用。下面就孙先生常用的还原法等作一简介。

还原法。该法细分有多种,基础的是原生态还原,即把构成艺术形象的客观原生态还原出来,看看作家如何变异,从而揭示作家的情感、思想倾向,创造了怎样的审美境界。最常用的原生态还原有两种。一凭经验推想,如《背影》。叶圣陶说,父亲送儿子上火车,一路上一定说了很多话,但写进文中的只四句话,因为这四句表现了父爱。台湾地区的教学设计中提到,为什么不写父亲的脸貌而两次说他体胖?体胖更显攀爬月台吃力,而脸貌无关紧要。按孙氏理论,这都是凭经验还原客观,发现作者意图。二凭经验无法推想,须引入历史文献、专业文献,还原历史事件,发现其变异和创作奥秘,《孔明借箭》即属此例。

替换法。《文学文本解读学》第十六章专门谈了此法,分为两种。一是关键词语的优劣比较,即换词法。古代诗话中有大量例子,如著名的“推敲”。二是大段文字的变动,即换表述,如《红楼梦》《水浒传》《复活》等小说中的修改名例。实际教学中,可想象一较差的表述,与原文相比,如“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将“谁”改为“应”“须”,原诗承接上二句(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而出现的转折、疑问、询问、感叹、思考等种种微妙、丰富的意味就没有了。

错位法。错位理论是孙绍振学术思想的核心范畴。孙先生认为,真、善、美三者并不是完全统一,也不是断裂,而是有限统一的错位关系,在不断裂的情况下,错位幅度越大,审美价值越高。如“月是故乡明”(美),实际上月是一样明的(真),这就是美与真的错位。孙绍振常举之例还有“情人眼里出西施”“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等。又如《背影》中的老父亲执意去为儿子买橘子,其实儿子去买更省力合算,这就是美与善(实用功利价值)的错位。孙绍振认为,往往越不实用、越无功利的,审美价值、情感价值越高。《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麦琪的礼物》里年轻夫妇各自送给对方的都是已毫无实用价值的圣诞礼物,莫不如是。抓住这些错位,就能揭示创作的奥秘。错位法与还原法有交叉,前者着眼于审美价值的产生,后者着眼于客观对象的变异。

矛盾法。孙绍振一向坚持辩证法,认为任何作品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法就是发现和抓住作品内部的矛盾深入分析。上述抓住变异、优劣、错位的解读,均是此法之特殊体现。《文学文本解读学》第六章把作品的矛盾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隐性矛盾,不易发现,常常得借助上述三法及其他方法(该章专述隐性矛盾分析时,所及其他方法多种,难以尽述)。另一类是字面上可发现的比较显性的矛盾,但这类矛盾“也带着隐性的性质”,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因为在行文中不是直接对立的,而是在统一的意脉中行云流水似地滑行的,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孙先生着重向中学推荐的,就是这后一类寻找矛盾话语的解“写”法。鲁迅作品里最多这种巧妙植入的矛盾话语,孙绍振所举案例最多的也是鲁迅作品。如祥林嫂的第二个丈夫明明叫贺老六,然而“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这表明在封建宗法社会里,妇女的地位最低下,不仅受政权、神权、夫权的压迫,还受族权的压迫。再如《再别康桥》,孙绍振分析“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沉默是今晚的康桥”中的“放歌”与“沉默”的矛盾,指出:无声是回忆的特点,是独享的、秘密的,而独享的秘密才是最幸福的音乐,胜过有声的放歌、有声的笙箫,其构成诗人自我陶醉在这种不能公开、不能与任何人共享的旧梦重温里,才是这首诗真正的艺术奥秘。

三、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

孙绍振解“写”论的有效性,在于走的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之路。孙先生首先以他人及自身的实践,检验过去理论的正确与否。同样以是否利于解“写”实践,引入和发展先进理论,建构其学说。如他多次引述鲁迅的《不应该那么写》,创建了还原法、替换法。鲁迅说,大作家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的”。而这“不应该那么写”,如何知道呢?鲁迅随即引入苏联惠列赛耶夫用未定稿与定稿比较来解决此问题的办法,并引述了惠氏的形象说明:“在这里,简直好像艺术家在对我们用实物教授。恰如他指着每一行,直接对我们这样说——‘你看——哪,这是应该删去的。这要缩短,这要改作,因为不自然了。在这里,还得加些渲染,使形象更加显豁些。’”鲁迅认为“这确是极有益处的学习法”。同时,鉴于草稿难找(尤其在中国),鲁迅又仿此提出“新闻上的记事,拙劣的小说,那事件,是也有可以写成一部文艺作品的,不过那记事,那小说,却并非文艺”的比较之法。那事件,就是原生素材。写成新闻还是或优或劣小说,就像《孔明借箭》例,是原有的纪实史书,还是差小说《三国志平话》或好小说《三国演义》?孙绍振由此发展出了还原法,以及类似草、定稿及优、劣小说之比的替换法。

孙绍振最大量的实践是亲自解读中学课文,这同时是“再到实践”检验、发展理论的关键之环。据不完全统计,其至少解读中学课文500篇,凡语文界所及文类都涉足了。他经常到各中学评课,又有相当多不在上述课文范围的“口头解读”。《语文建设》给他辟了个专栏,又有许多新解读不断问世。无论就数量还是类型,迄今为止在语文课本编写史上仅见。这为他解“写”论的建设提供了最扎实的实践基础和最鲜活的源泉。

“再到实践”的更重要的一条是接受中学教学界的检验,有力回答了“大学专家的解读能否以及怎样搬到中学课堂”的世纪疑问。主要介绍四点:

第一,来自于漪、钱梦龙等老一辈著名特级教师的“最高”检验。这批全国名师是当今语文界的最典范代表。孙先生与他们中许多人有长期学术交往,声气相求,息息相通。仅以钱梦龙为例。钱先生讲《中国石拱桥》,先出现赵州桥的挂图(此即原生素材),请学生用一句话表述大拱与四个小拱的关系。学生所说“大拱的两边(两端、两旁、两侧……)各有两个小拱”等句子,都无法将小拱“画”到原图位置。钱先生请学生翻开课文,原来是“大拱的两肩各有两个小拱”,由此指出,准确是说明语言最主要的特点,请学生把文中所有准确用语都找出来。这就是还原法、换词法及说明文形式规范的巧妙运用。去年12月中语会等十几个单位联办钱梦龙教学研讨会千人大会,孙绍振应邀作主题报告,重点介绍的钱先生《死海不死》教学亦如是。钱先生将《辞海》中关于死海的说明文字与文艺随笔的《死海不死》比较,让学生发现《死海不死》表达的特点。钱先生许多名课都是如此还原法、替换法及相关艺术形式规范恰切引入的范例。

第二,闽派语文教学中的体现。闽派语文以文本解读及大学、中学界的长期合作为特色,孙氏解“写”法因此而普及。今年3月24日福建教育学院培训班上,省级名师应永恒讲《卖油翁》,青年新秀郑燕讲《泥人张》,不约而同都主要运用了替换法及相关艺术形式知识,教学效果极佳。此处只简要介绍应老师的课。他将课文换成如下表述与原文比较:

卖油翁释担而立,睨陈尧咨射于家圃,久而不去。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颔之。以为无他,但手熟尔。以其酌油知之。见其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因曰:“我亦无他,惟手熟尔。”

而欧阳修原文,一是有冲突,有性格。当卖油翁“但微颔之”时,陈尧咨疑惑这老翁也懂得射艺,接连发问二句,急于知悉端底。听到老翁的答复无非是众人皆知的熟能生巧之理时,不由忿然曰:“尔安敢轻吾射!”称呼也由“汝”变为“尔”。直到老翁当场展示了手艺,并淡淡重复“我亦无他,惟手熟尔”后,陈即转怒为笑。陈之直率、翁之淡定跃然纸上。按孙氏理论,就是通过冲突,拉开心理距离,才能暴露性格。二是谜底置后。冲突中有悬念,直到陈“笑而遣之”,读者才释然而笑,按孙氏理论,就是要“折磨”读者。比较改文,这些都没有了。授课教师又将几篇是否有冲突的学生作文引入讨论,使此写作奥秘留给学生很深印象。

第三,台湾同行的运用。这几年,孙绍振解读专著在台湾也是抢手货,曾有过其某解读专辑送给一位台湾教师后,转手间被复印成几十本的佳话。原因之一是台湾教材教学重视引入作家、作品相关资料帮助解读课文,资料十分丰富;大陆的特点是以更符合解读规律的“文本中心观”组织资料。前述孙先生还原法中的引入文献资料、还原历史事件、揭示奥秘之法,正是二者结合的极妙体现。为实现这些优势互补,更好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有关方面支持下,两岸学者已合编教材三册,孙绍振任第一主编并亲自解读每一篇课文,一试用即见效果。这里仅介绍台湾新北市立丹凤高中教师宋怡慧应邀于去年6月10日在武夷山市一中所讲的第一册中的《再别康桥》。孙绍振关于该课艺术奥秘的解读见前文。宋老师紧紧围绕孙老师的解读,不断强调独享的秘密、独享的甜蜜,同时引入大量历史资料,实践孙先生解“写”法。如引入徐志摩的康桥经历,与林徽因、陆小曼的情感经历时,说诗人很想回到过去的美好,而林徽因和康桥是美好的,陆小曼是使他难过的,也就是诗人原生态的复杂经历进入诗中时已作筛选,这就是历史事件的还原。教师又提醒,诗人没听到虫叫,沉浸在美好回忆中,所以“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就是还原为自然对象,发现其变成艺术对象时变异了。在如此这般与学生的研讨中,学生对这独享的甜蜜已心领神会,当解读到徐志摩在母校的夜晚,独享那不能与人分享的秘密时,教师对参与研讨的一男生说:“你有没有?愿意不愿意与大家分享?”又说这“秘密”“一中(指武夷山一中)的同学都不知道”,全堂会心地笑了。


作者:赖瑞云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李 朋  微信编辑:王 景  校对:张敬印  审读:李密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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