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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伍先生:梁漱溟先生心里最折服的人

辛庄师范 2020-09-15 13:45:40

大人伍先生:梁漱溟先生心里最折服的人

 

[编者按]

    今天暑假,从长白山下来的途中,立品书友华亦婕小姐向我介绍伍观淇先生的事迹。我虽然在梁漱溟先生的回忆录中知道有一位姓伍的军人,对梁先生的影响很大,但没有深究下去。华小姐是有心人,她查到中山大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抗日儒将武观淇》一书,并在广州碰面时送给我。非常感谢她!因为华小姐的推荐,使得我能认大人伍先生。假期我顺藤摸瓜,联络上伍先生的孙女崇敏女士,并得到她的授权,计划重新出版一本关于伍先生的书。此次给辛庄师范中学实验班孩子上历史课,特别向他们介绍伍先生的生平,下面节选了几篇文章,供大家参考:

 

一、我的父亲伍观淇

(作者:伍懿珍)

(一)父亲别字的由来

    父亲名观淇,字庸伯。这个“庸”字是怎么得来的呢?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很忙,和我们相处的时间不多,可是他稍有空闲,就爱对我们讲做人之道。当然他常常以儒家学说来教导我们。如要“言忠信,行笃敬”;“劳谦”;“要求诸已”;“本末不可倒置”;要“一视同仁”等等。一次难得他有点空闲,我就问起他:你的别名“庸伯”是什么意思呢?他微笑着说:“这是取自儒家学说。这种学说对中国文化起了极大的作用,有指导性及解释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应有的态度。[正直为人,需修身(律已)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人人能正直做人,那么,处于社会可使社会太平、国强民安。如孔子的大同篇之道。”

  他见我很认真听的的样子,又接着说:“‘庸’字的意义是永不变移又是普通的一般真理,我认定这学说是宝贵的做人方针,依此理,立身行事永不变移,且要自勉,故我喜取“庸”字。而且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所以,就称庸伯吧!”此事至今几十年过去了,前段时间我去探访曾跟随父亲抗战前后任秘书,现亦在美国生活的江仰和先生(江先生今已九十高龄,但精神奕奕,记忆力很好,他现居住在美国三藩市)。说起我的父亲,他仍不无敬佩的说:“伍先生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的伟大不是在于他仗打得有多好,或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来,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做人和他教别人如何做人——是他做人的人格非常伟大!他确是少有的一个人。”至此,我才真正理解到父亲的名字所取“庸”的含义。

(二)造福桑梓,不遣余力

    抗日胜利后,中央政府(国民党)本想委任父亲为中央监察委员,但我父亲认为这职位高居中央,不易深入了解下层民情,正如“四会文史第21辑”内第三部份马德华先生供稿中提到的:挺四遣散后,庸公认为应该功成身退。他曾说:“做官非吾愿,名利懒沾边。”因此,他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职位。但当时正好恢复民意,父亲被推选为番禺县参议会参议长。他觉得这个职位能代表民意,可以为民请命,为民办事,所以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同时,为了家乡的建设,他又担任了禺北建设委员会主任之职。当时战后,地方上百废待举,要建设的项目类别繁多,如民众之医疗药物之设施,教育事业之兴办,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机械之购置,道路桥梁之修筑,孤儿老人之安顿等等,处处非钱不行,可政府哪来这么多钱给每个地方使用!唯有靠当地自己想办法解决。父亲为筹款四处奔波,如与中国、中央、交通、农民等银行交涉,请求贷款。所幸他们都深认我父亲为人正直,为公出力,信誉良好,同意全部给予免息贷款,待农收时或公路中之盈利所得后分期还款,解决了部份的需要。

  此外,我父亲还向友好及富商们筹款。我为此事访问过当时曾亲自陪同父亲在香港筹款的江仰和先生,他们一同去拜访当时住在香港的李济深先生(李济深先生解放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向他筹款;亦拜访了番禺爱国富商何善衡先生(他是前香港恒生银行的董事长。我父亲曾为他兄弟二人为纪念他们的父母亲在家乡创办的劬劳小学举行开幕剪彩礼。他在家乡亦开办了一间颇具规模的中医院以及一间中学。他也是香港著名的爱国慈善家,为中、港两地的福利事业出过不少力。因而获得了英女皇颁发的太平绅士勋章)拜访中,他请父亲为他写一篇有关他母亲的墓誌文刻在墓碑上(父亲写得一手好字,很多人都曾慕名请父亲写联、题字)。我父亲说:”这事容易办,不过我可是要收钱的,两万元(港币)行不行?” 此时为1946年,江先生说当时的两万元差不多等于现在的二百万元港币。我父亲跟着说:“不过,这两万元可不是我私人用的,是为了家乡的建设事业,请何先生支持一下。” 何善衡先生也是一位热爱家乡、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且他深知伍先生一贯清正廉明,为公益事业不辞劳苦,从不中饱私囊。所以他非常豪爽地答应道:“好吧,两万就两万!”不久这笔款就划到了县里,为番禺县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三)廉洁

  父亲在军政界工作了几十年,可两袖清风,从未购置过一屋一田,其他物业更是未沾及。自从被选为县参议长后,为了工作上的方便,就将家搬到广州市中山四路的番禺学宫内(即现在的广州农民讲习所右侧)。与办公室合并在一起。这里原属番禺县所管辖,是清代时期方便学子到城应考的地方(现已作为广州市所保留的历史文物馆之一)。抗日胜利后,这个建筑物已是千疮百孔,残旧不堪,只剩下前后两座空洞洞的的空厅。父亲找来木工,把前座空厅用木板间成前后两间房,然后在第一间右侧入口处,隔开一个不太大的房间作为卫兵值班及休息的地方,其余地方作为来访宾客的候客厅。而第二间房父亲则让木工把它间为左中右三小间,左边的一间做为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内有一张床给母亲用,父亲则睡行军床,记不得父亲的哪位同学送给他一支作为自卫用的白金左轮手枪,他白天佩带在身,晚上就必把它放在帆布床上的枕头底下。房内还放了一个不大的四桶柜和一个高衣柜,一张旧软沙发,两张靠背木椅,卧室里的物品基本就是这些了。右边的一间是给我们兄妹们住的,当时我在广州,所以我就住在这间房屋里,有时哥哥、弟弟回来也会在这间房住。中间一间则用来会客和办公。父亲到旧家具店去选购了两三套旧酸枝木椅和一张较大、两边有扶手靠背的沙发及一张方形的木桌,两张靠背木椅,这就是办公、会客室的全部家当了。可我父亲认为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办公室了。后来因为我哥哥伍时清在中山大学土木建筑系毕业,看到父亲办公、居住的地方实在是太过简陋,于是他重新把第二座整个装修了一下,父亲这才算有了一间较像样的会客厅了。 而后边的空厅基本没变动,后来哥哥和弟弟以及一、二个职员住在里面。(弟弟伍时忠抗日期间,在重庆幼年空军毕业,后入清华大学电机系肆业。)

  父亲工作繁忙,每天要处理许多公事,还要经常到各乡公所开会、研究要办的事项;或去各地(乡村)巡视,常常不在家。如在家时,则又有许多求见者前来拜访。有慕名来访者,有因公事或私事(一般为较重要的问题)难以解决者都来求见父亲,盼望得到解决。亦有因受冤或被恶徒威胁者也来父亲这里求助。最多时,一天有数十人到家求见。父亲只能每人约见十分钟左右。先请书记员询问、了解来者的情况、来意以及提出的要求,约见后请书记员记下。对这些人的问题,父亲总是审慎分析,秉公办事,判决果断,能处理的则迅速处理。因而有人传说伍观淇像是黄大仙(佛家名,意指有求必应),而父亲也总是对可助者尽量地给予帮助。但对确实有过的人或无理请求者则加以严拒。父亲一贯以“言忠信,行笃敬”之格言为立身之本,而益之以“仁”,这是他多年研究学问所得出的心得,且身体力行。他对每一个求助于他的人都是:有协助,有教诲,有惩罚,视情况做出不同的处理,使每个来见他的人大多会心存敬服,满意而归。正如我姨丈梁漱溟先生对他的评述:“儒家孔门那种学问从伍先生处可知一、二,他是我所折服的人。”

 

(四)侍亲致孝

    父亲十分敬重他的母亲和大姐 (我祖母与姑母)。我的祖母有一副仁慈的心肠,在乡间常帮助邻里宗亲,左邻右舍如有什么事她都会给予帮助,遇到谁有病痛,她就会前去探望。她的文化水平不高, 但女红做得很好,是一位刺绣能手。祖母有一双三寸金莲的小脚,走路很不方便,但她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经常搬个小凳子到屋旁的一个小菜园里,跪在凳子上挖土施肥,种菜养花,日常所吃菜蔬基本上都是她种的。我的姑母结婚后, 因丈夫去世, 家境较为困难, 父亲便把她接回家,照顾她的生活。家里所有事物全交给她做主打理。 当祖母年过八十, 我父亲便替她买了一副棺木, 停放在村后我们一个果园里, 以备祖母百年归老时应用。1938年父亲负责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工作,任命司令,在禺北江高流溪河北岸阻击南渡日军12天后撤退,江高沦陷,数以千计群众随自卫游击纵队向西北方撤退。此时父亲担心祖母和姑母在乡会遭日军杀害,即派人接她俩离乡。但姑母坚持留守家乡,劝祖母马上离开。我父亲便吩咐人把这副棺木随祖母一起转移,父亲在前方作战,祖母就随这些群众在大后方被安顿。

    1941年姑母因病在乡去世。父亲惊闻恶秏,深夜化装,带了两位随从勇敢偷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去拜祭他的姐姐。我祖母很有福气,一直活到抗战胜利平安返抵故居,1946年初才与世长辞,那时便用着随她走了八年的这副棺木。她享年九十有二。

 

(五)怀念母亲

  我想念的人不少,但最怀念的还是已离世了的父母亲。怀念有着高风亮节、仁慈侠义的父亲!(对于父亲,已有不少书籍介绍了有关他的为人,这里就不再重复)这里我想谈谈我的母亲。

  母亲与父亲是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份结婚的。当时,我父亲留在陆军大学当教官同时兼任参谋部某局第三科科长(主管空军的),此时正是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国内工矿企业因欧洲大战机会,得到一些发展。这时期,北京相当繁盛,他官位虽不高,但薪俸收入颇丰,生活安定优裕。母亲本名黄惠馨,婚后,父亲替她起了一个名字:黄敬如。“敬”是诚的开端,亦有尊敬之意,“如”字是表里如一,是做人应有的原则,“敬如”是做“真诚为人,相敬如宾”之意。自此母亲直至去世均用这个名字(黄敬如)。

  婚后,我哥哥伍时清出生,这时,父亲要辞去陆大的官职。为此,他曾和亲戚、知交、朋友讨论过此事,但无一人赞成。而当父亲征询母亲意见时,母亲却表示一切听他自己决定,她不会因为怕吃苦而妨碍他的选择,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后来,父亲担任公职,常因公忘私,所有家事当然都要母亲承担。她既要照顾父亲的生活,也要协助父亲的工作。如抗战期间,冬季将临,母亲为了解决“挺四”官兵粮饷冬衣的问题,亲自到韶关拜见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讲述“挺四”的困难,结果由李主席的夫人吴菊芳女士陪同母亲去筹款,购得大批绵衣带回分发给“挺四”各官兵,解决了冬天御寒问题。父亲为官清廉,平时生活只靠薪俸,而且只要有人向他求助,他都会倾囊相助。哪怕是不相识的人跟他借钱,只要是真有困难者,他也会掏尽口袋里的钱去帮助他。因此家里生活哪来富裕。母亲也因此“因陋就简”地维持生活。其他同等地位甚至级别低过父亲的官员,个个有房有车,生活优裕,母亲看在眼里,心里有时也难免有些难过,不过她终认为父亲所做得对,自己要能坚忍,哪怕生活的再艰苦她也支持父亲的所作所为。我的母亲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女人!

(六)一语成忏

  一九五0年冬,父亲应好友李济深先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副主席)的邀请,由广东省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陪同,乘搭粤汉铁路火车由广州前往北京。我与丈夫和马仰乾及马书记还有二三位乡亲到车站送行。火车将要启动前,父亲从车厢中探头出来,向我们招招手,做道别状。这时,我看见他眼眶湿润,我的眼睛也立刻溢满了泪水。他强笑地对我们说:“自此一别,也许我不会再回来了。”跟着火车响起了鳴笛,车轮徐徐向前滚动。望着渐渐远离的火车,我的心情沉重起来,泪水充溢了我的双眼,我跟着火车,想对父亲说一些安慰的话,可喉间梗梗的,似有什么东西堵住说不出话来。只有一直注视着,直到火车的踪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想不到,这一别,竟真是我与父亲的抉别啊!

  一九五一年秋,我得知父亲在京生病。当时我在广州番禺中学任教,校长是何沛侃先生,我向他请假,说要去北京看望病中的父亲。他不同意,还说:现在人民政府正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你父亲是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属反动分子,你应和他划清界线,站稳立场,如果你去看他,对你很不利。当时我还年青,也不晓得这个运动对我此行会有何后果。此时刚好哥哥又由京来信说父亲已病危,你现在来或许是见不着他了,那时你的心可能会更难受,不来也罢了。之后,父亲真的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亦真的“一语成忏。”而我亦一直为没能在他临终前去看望他而抱憾终身!

事过几十年后,我才知道何沛侃此人之所以阻挠我去见父亲,原来他是带有私人恩怨的。他不满意我父亲因秉公办事曾处罚过他们兄弟,以至记恨在心。到后来他还公开诬蔑我的父亲。不过,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父亲的英名终被历史所认可!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我父亲颁发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章”,以表彰他为人民、为国家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和崇高的品德。而何沛侃也承认错误并公开道歉。

 


二、回忆姨丈

(作者:梁培恕,梁漱溟先生之次子)


    如果要用一句话、几个字说出姨丈给我的印象,我会立刻想起“君子威而不猛”。

    姨丈是军人,军人的威严他当然有,不过这在他,是融合在君子的风貌之内。中国的君子是具有精神力的强者,君子不仅温文乃至说话声音都不大,身体也清癯。但不会给人以弱的印象。姨丈辞世前不久,最后一次在病房见到他,并没有通常所说的病容,他的刚毅、沉稳之气使病容不显。

    我走进病房,他正照镜子看自己气色如何。我注意到他的上唇没有盖住牙齿,这不寻常。听说就是这次照镜子以后,姨丈说道:“恐怕大势已去了吧。”从此不服药。

    生命当结束便结束。

    从老照片看,我初次见到姨丈犹是婴儿,此时固然全无印象可言。即使1935年先母逝世,姨丈正在邹平,我都全不记得。有记忆的是1938年以后。这年5月我们兄弟二人随焕骞叔从青岛过广州去汉口,停留逾月,就住在姨丈家,见面次数应是很多,但存于记忆中的仅一件小孩子的荒唐事。地点似是广州东山,那是一座有五六层高的楼,时忠表哥领我们去楼顶晒台向远处眺望。晒台用砖砌了两尺多高的围墙,为了看得更远,我们站在围墙上,踩空或倾侧即会毙命,可说危险已极。幸好姨丈来到楼顶,以当时的情形一般人会惊呼,可是他以平常的步态、平常的语气说:你们在看远处吗,下来也可以看的。三个孩子都下来了,他才转为严厉。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临事不慌这种涵养。

    “8.15”日寇投降。同年11月我随先父经广州飞重庆。此时抗战期间姨丈率领的挺进第四纵队还没有取消建制驻军广州市郊。大概是姨丈从报纸上得知先父到了广州,遂进城去爱群酒店找我们。当晚见到姨母。

    这次重聚留有两个印象,一是哨兵向伍司令敬礼真正用得上“敬”字,那个哨兵全身都处在振奋状态;另一件是次日上午姨丈和先父谈话,旁边茶几上放着好几把手枪,我刚轻轻拿起最小的一支,姨丈说,我看看里面有没有子弹。反应之快好象一直在注意我干什么,其实他专心于谈话而周围一切事全在关照之内。急迫、仓促在他那里是不会有的。

    不过使我印象深刻的还在于他并不禁止我取枪。不许做这个、不许做那个,多方干预以策安全是常人办法,姨丈不干预,但立即有所警惕。

    1951年秋,姨丈卧病之初,我去东观音寺胡同看望。屋内恰只他一人,谈话较多。那张床垫得特别高,因此我站在床边距他很近。他问起朝鲜战况。当时的原子弹较之今日还很原始,外电有美国可能使用原子弹的传闻。我说两军阵地相距不远,原子弹不适用在这样的战场,而朝鲜也没有城市足以成为轰炸目标。姨丈说:“哦,以前没听说。”

    今日的中国,物质上几于无所不备,只是君子上哪找?

 


三、伍庸伯先生传略(节选)

(作者:梁漱溟)

 

    在我一生所有朋友中不少是我心里折服而尊敬的人。他们实在是各有各的价值。但其价值在我心目中好象亦还有着不同等的重量。至於其间彼此交谊深浅,关系新疏,自然又有许多不同处。因此,是难於放在一起来比较的。若勉强来比较,伍庸伯先生应该是我心里最折服的人;他在我心目中的重量更无人能相比並,而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应该亦说是最亲近的和相当深的。

    伍先生之所以在我心目中有着无比的重量,是因为我确认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地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而伍先生在此学的贡献则有足以补宋儒明儒之所未及者。——关於此层要待另文阐述伍先生学说之时方能切实指出说明。

    伍先生同我的关系,我只说相当深,而不说最深,是否还别有关系更深的朋友呢?没有。说到此,必须说出我自己的一大短处。我的一大短处就是不能从朋友受到深切益处,亦不能深切地影响朋友帮助朋友,同朋友间的彼此相知似不够深透,尤其在感情上总不够深。(虽然我能结合一班朋友数十年不散。)一句话:在彼此两个人之间——两个生命相互间——不易达成深度的通透联结。这是有鑑於亡友王平叔(维徹)每能深切地帮助朋友,影响朋友,主动地兴人结成深深的友谊,而反省到自己身上所认识出来的缺点。记得我曾两度请求伍先生接受我作为他的学生,我愿师事伍先生,但两度都被拒绝。前一度是在广州,当时我三十六岁,后一度是在北京,我五十九岁。当他不接受我的请求时,态度是那样明确而果决,使我的话难於继续再说下去。他为什么如此果决?想来他是一面认识到他自己,另一面又对我有一种认识吧。在今天为伍先生写此传略的时候,我衷心叹恨的一点就是没有从伍先生受到较多教益——所受教益太少。我虽有机会亲近伍先生,却没有能从他而得到自己的改造。

 

    伍庸伯先生名观淇(旧名冠球),广东番禺县南浦村人,生於清末丙戌年(一八八六),卒於解放后一九五二年,寿六十七。南浦村在上番禺,旧归慕德里司,所属尽是土地瘠薄之区。当地人单靠农业生产不足以养家,多去佛山镇作生意。他家亦如此,从事自产自销的小手工业,描书佛像神像等,不算读书人家。到他这一辈才读书。他先曾在广东高等学堂肄业,却在一次学潮中与其他几个同学被开除。随后考入将弁学堂。这是为了在两广创建新式陸军而设的一种军官学校。入民国后,广东不少著名将领如邓铿、叶举、熊略等均出身於此。而伍先生在同学侪辈中才学最称优秀。当时创办而又主持将弁学堂的为浙人周孝怀先生(善培),是个有思想有才能的官吏,而且后来还能深造於学问的人(著有《周易杂卦证解》一书)。他非常爱重伍先生,伍先生亦确曾受到他的教益。虽然此后两人学问路数不同,却结下了终身深厚交谊。伍先生毕业时以成绩最优被任为新军管带(相当於营长)。他的同学友好邓、叶、熊等都做了他的部属(相当於连排长)。

    伍先生任职管带约近三年,自己年纪还很轻,特请离职北上,求学於保定军官学校。辛亥革命军起义,即南下投效於姚雨平部,又转至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任职。清廷退位,大局既定,又继续求学军校。毕业时是作为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的,其学业成绩又是最好的一个人。

    在陆大毕业后就被留在陆大担任教官,同时又兼任参谋本部某局第三科科长。这个科是主管空军的,那时北京南苑有个航空教练所,即归属於它。这种官僚生活,伍先生大约度过有三年光景(一九一三年—一九一六年。)这正是袁世凯武力统一全国,国内工矿企业因欧洲大战机会而得到一些发展,北京相当繁盛时期。他官位虽不高而薪俸所入颇丰,生活安定优裕。并且他美满的婚姻亦正成就於此时,——结婚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伍先生二十九岁未满。然而他竟不愿这样生活下去,断然辞职去官,结束了这种生活。

    据我们所闻,伍先生早曾一度对军人生活起过疑问:一个人究竟应该不应该做军人?此一疑问起於何时,是在陸大学习时,抑或在陸大担任教官时,现在一时查不清楚。但其辞去陸大教官,确先於辞科长一年馀。即是辞教官在一九一五年春,辞科长在一九一六年秋。所有职位先后辞脱,一家人生计断绝来源,这是何等事?这勇气不是平常人所有。平常人迫於谋生,在世俗种种需求上忙个不了,就把一切看做当然的,不起疑问,顺流走去,没有什么不安於心。偶然受到刺激,引起反省,萌露反感,亦如电光一闪,在环境压迫下,难得持续思索,追求究竟。人们一生大都这样混过去。然而求真之心、好善之心明且强的人——如伍先生——却每每疑闷不解,荣绕胸际,不容自昧;当其积闷成痗,便真有活不下去之苦,那只有摆脱眼前束缚,屏除百事,在维持此命不绝之前提下,专心致力於寻求真理功夫,务必得一安心立命所在。……一切一切要待自己有了安心立命处再说。

    他正是在世俗所求都不成问题后,内心才开出空隙来,大大透露了对人生意义的根本怀疑寻问。质言之,伍先生之弃官求学颇有似於释迦牟尼当初舍弃其正宫太子的生活而入山求道,要都从其对人生有绝大感触,不得自安而来。

    据伍夫人黄敬如女士谈,伍先生弃官求学之意萌露很早,早在他们结婚之前。当期怀有弃官之念,原亦不打算结婚。那时他已经各处求师访友而尤多亲近广济寺清一老和尚(此老为禅宗大德,湖南人方表曾为作传,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亦叙述及之。据说其结婚还是听从老和尚之劝的,惜乎不知其详。当他以辞官征求伍夫人意见,伍夫人表示一切听他自己决定,她不会因为怕吃苦而妨碍着他。这又是很难得的。

    当他辞官之先,亦曾和朋友知交讨论过,朋友中初无一人赞成其事。但辞官之后却因朋友们资助得以度日。这就是张孟新(国元)、冯竹贤、李任潮(济深)或尚有冯祝万等几位先生,每人每月各出银币五元。他们原都是班次稍后的陆大同学又都是广东同乡(李虽为梧州人,其实何异於广东(同乡),又都任职陆大教官,而且同住於礼路胡同陆军大学宿舍的。他们平素都钦服伍先生,其后又都常听伍先生谈学的。

    辞官后便不能再居住公家宿舍,且须紧缩用度,夫妇一迁再迁,末后迁至伍夫人的母家同住西直门内火药局七号,一直住到一九二一年八月伍先生挈眷回粤。

    关於伍先生专力求学这一段经过的事情,未闻他自己系统地讲述过,更缺乏有心人从旁留心注意其间思想转折的首尾线索。今天所能说出的只有如下三层:

    (一)弃官求学之初,似曾作了个以五年为期的打算,即是暂定五年内专心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事实上,后来亦差不多就是五年而有了归着。但若把弃官之前乃至结婚之前那二三年的奔走寻访计算在内则首尾至少在七年以上。

    (二)在此七年内,对於种种不同的人生思想——世法、出世法、中西、新旧——均加参访,勤求不怠。当年他所请教过的那些人,今天多已指数不出。仅仅知道在佛法一面,同清一老和尚往还最密且久,时常留宿广济寺内。有一时期亦常常留宿西郊的圆广寺,其所亲近请益者何人已说不出。在道教方面,伍先生亦曾在白云观内借住和一位九十多岁的道士盘桓一个时期。天主教、耶稣教的礼拜堂或讲道场所,在某一时期亦恒有伍先生踪迹。在这方面且有海军部次长李某(一个字的单名)先生似乎给伍先生印象颇深,我曾闻伍先生谈其访问经过,惜乎记忆不清。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新思潮正盛时期,伍先生每天从西直门步行到北京大学旁听,前后约达一年之久。因而与北大一些同学接触相熟。例如吴康(敬轩)即其最熟之一人。其间曾否叩访於那时著名新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则不详。对於儒家之学似乎反覆研求用力最多,但伍先生所共切磋研究者只听说有一位萧隐公先生(住嘉应会馆内)此外却难于举教。并且萧先生往往是伍先生谈学时一位争辩的对手,而非多所受教之人。

    (三)在几个不同方向的人生思想都经过一番参访研究后,伍先生终归落实到儒家这一方面。不过人们切莫从自家旧观念中的儒家去联想伍先生之所心得。他的心得是他思想问题的最后解决,而在普通人却没有这样深刻的问题。

    我们又不要以为伍先生是从茫然无主中周览了各不同思想后终于选择其一。这是不合於实际的一种猜想。人在道路的取捨,主要在生活实践中体认决定。见闻思辨信有助於实践体认,而主要不在思辨上,见闻在外,体认在内。所谓安心立命者原是内心得其宁贴,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日益踏实稳定地走去之谓也。

    还有两点须得在此指出如左:

    人生道路的取捨固必决定於自己内心,但伍先生取捨的标准则为一切人而设想,要能适合人间普遍的需要。他常说:学问必须是解决问题的,问题必须是人民大众所同有的问题,而后这种学问乃为人人之所需要,人人亦都能用功夫去学习。假如是社会上只有少数人才能去讲求的学问功夫,那便证明这种学问——例如道家、佛家特有的功夫——尚未到讲习它的时期。他发愿,愿为当前人们同样需切之学而尽力。他在寻访於各宗教、各学派时,其取舍的标准便是如此。这是第一点。

    伍先生早年(二三十岁时)立身行事恒自勉於「言忠信,行笃敬」两句格言,后来感觉到不够。怎么不够?要必掌握着认识忠信、理解笃敬的根本才行。要得其根本,从根本出发,忠信笃敬自在其中。这是他走上学问路数,逐渐讲求到《大学》书文的由来。他原非为讲书而讲书的。他要走的道路既定,其他学问道路便绝口不讲(亦少见评论);为人讲说时,除与《大学》相发明的古书文外,亦从不去谈它。

    当伍先生於人生道路自己体认有得,且认为人们普泛需要时,就出其心得者为朋友们讲说,三五朋友亦乐於听他讲。此事可能早就有,其究始於何时无可确指。不过有似一个讲会之形成,大约在一九一九下半年,而结束於一九二一年八月他移家回粤的前夕。

    我与伍先生相识始於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在林宰平(志钧)先生家。(注四—后编者注)那时我正在北京大学担任印度哲学讲席,伍先生主动要林先生作介绍,意在问佛学於我。第一次见面谈说,在彼此问答之间,并不投契。却是我深觉他人的气味好,心生敬慕,留有印象不忘。隔了许久,我自动访他谈学,才渐多往来。(关於我与伍先生由朋友又成了亲戚一段姻缘拟另述。)林、伍两先生相熟识,较早两年或三年。听林先生谈,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嘉应馆萧隐公先生座上,当时林先生偶然不客气地驳了伍先生一句什么话,伍先生感觉他没有世故俗套,因而渐渐相好起来。其后数十年关系不断,彼此(林伍、伍梁)各都成了终身友谊。然而林先生和我却非其讲会中人。如上所述我只临时参加过两次,林先生大约亦只是偶尔参加过。

    一九二一年八月初旬伍先生挈眷回到广州,正值粤局在纷扰中。孙先生位居总统,下面陈炯明所部谓曰粤军。盖另有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湘军谭延闓、程潜,豫军樊钟秀等等都来在广东,而广东省内尚有半独立性的小军阀邓本殷等割据各方。(此为笔者粗略记忆,有待考订。)广州为陈部驻守,但市区内任职各友军随意出入。各军既不相统局,且纪律不严,下级官兵有不法行为每每此军诿过他军,或彼此寻殴,秩序甚难维持。市内商民既不堪其苦,陈炯明乃设立军警督察处,委任粤军长官叶举为处长,以策治安。伍先生适於此时返来,老同学叶举立即求助於伍先生。伍先生觉得义不容辞,接受了督察处总参议名义,躬自率领数十名士兵日夜巡逻市街,遇有问题当下处理。两三个月内竟在未杀一人的过程中完成其使命。伍先生居常每诵“劳谦,君子有终,吉”(见《周易·谦卦》一句话,而身体力行之。“劳”就是事必躬亲,不怕劳苦;“谦”就是对人对事谦虚谨慎。其成功,夫岂偶然哉!

    此时陈炯明对孙先生尚未公然叛变,而形跡渐著,流言已多。伍先生心焉忧之,一夜直造陈之总部见陈,举流言为问。陈悍然诟责孙先生,其势不可理喻。伍先生动念举手枪杀之,愿与之俱死。转念其叛变固尚未发作而止。但以自已要杀之之念率直无隐地说出来,警告他。陈顿受感动,一改其粗犷熊度,但仍申说孙陈之间的是非,说之不已。据闻事后陈向人亟称道伍先生公忠坦白,“真是很少见的一个人”,表露他的佩服。

    伍先生从北京南归的本旨,原是本着《大学》上修身齐家的理念,尽力於自己家乡的事情。这便是去走明德修身的正当途径。所以在广州省城停留不久,就挈眷回他的南浦村,要在解决乡里实际问题上,自己磨练学习。

 

    此文自伍先生逝世之后即着笔,历二十馀年,数易稿,乃得完成。其间所叙事迹盖经多方访查对证者。

                                                       一九七七年九月漱溟

 
2016年10月14日上午,我去北大承泽园拜见梁培宽先生。冯刚老师负责摄影。两位小同学憬宜和菲扬同行。这是她俩与梁培宽先生的合影。


四、伍观淇大事记

 

18861113日,出于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旧属番禺县和风乡)江高镇南浦村。

1902年 考入两广高等学堂,因一次涉嫌反清学潮,被校方除名。

1902年 考入广东将弁学堂。

1905年 从广东将弁学堂毕业,被任为广东新军四标营管带。

1909年 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改名保定陆军大学)

1911年 辛亥革命后,南下投效革命军姚雨平部,后转入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任第三科科长。

1911年 清帝退位后,重返陸军大学。

1913年 在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留任陆军大学教官。兼参谋部第三科科长,主管空军。

1914年 辞去陆军大学教官职务。

1915年 辞去参谋本部第三科科长职务,弃官求学,专心钻研学问。

1921年 挈属回粤。

1921年 应邀任广东省军警督察处总参议,负责整治广州治安。

1921年 孙中山先生闻他在穗,即征聘出仕,他毅然应聘在总统府任职。后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他在府中率官兵奋勇抗击叛军,直至弹尽绝援,及孙中山先生安全离府,继而府宇被轰倒塌,变成火海,始逾垣脱险而出。

1922年 任禺北区公所委员兼乡事调解委员会主任,致力禺北地区社会治安。

1922年 在家乡和风乡南浦村,创办慎修小学,开禺北地区办学的先河。后又开办习艺所,培训待业青年。

1926年 北伐期间,经李济深推荐,以少将总参议的名义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后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先后兼任广东省筹账处处长、广东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广东省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任。

1928年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赴南京述职,伍观淇代理省府主席。

1931年 任陆军第二军及广东中区绥靖公署顾问。

1936年 任广东省农村合作委员会主席。

1937年 爆发“七·七”卢沟桥事变,广东省成立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伍观淇被任命为广东省抗日自卫团第二区统率委员兼番禺县动员委员会主席,负责指挥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三水等地的民众抗日自卫团的作战事宜。

19381026日—117日,伍观淇在流溪河北岸沿线,指挥禺北、花县民众抗日自卫团对日军作战——江高阻击战。

193811月 伍观淇带领抗日队伍,撤退至三水鹿和,建立抗日根据地。伍观淇被任命为第四战区第二游击区司令部司令。

19402月 伍观淇被任命为第七战区第四游击挺进纵队司令部司令,坚持抗战至日本无条件投降。挺四部队奉命解散。

19458月 伍观淇荣获中央军委颁发“卫国干城”奖章。

19466月 番禺县成立临时参议会,伍观淇被选为番禺县参议会参议长。接着成立禺北建设委员会,伍观淇被任为主任委员,致力禺此地区建设事业。

1946年 在江高地区开办庸伯中学,兴办教育事业。

1949年 广州解放,伍观淇将下属枪枝上缴地方人民政府,隐居家乡。

1950年 李济深代表中央统战部邀请伍观淇上京共商国是,广东省委派省委交际处处长陪同伍观淇上北京。

1951年 伍观淇经周总理批准任中央文史馆文史专员。

1952年 因肾病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七岁。

200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为伍观淇颁发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以肯定他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为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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